华人院士杨威:城市规划师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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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7年10月,英国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公布了新一批院士名单,其中一位华人的名字引人注目:杨威。由于在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和领导跨领域学科协作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杨威被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推荐,成为唯一以城市设计师身份入选英国社科院的院士,也是最年轻的院士之一。近日,城市设计和总体规划师杨威在她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办公室,与《英中时报》记者聊了聊她心爱的规划师职业,田园城镇的理念和实践,以及那些因为好的规划带来的美的生活。

杨威在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上作关于中英城镇化发展的主题演讲。

英国的田园城镇建设

杨威创建的21世纪田园城市理论体系和规划方法,在中英众多项目中获得了成功。她主持的浦艾斯豪(Priors Hall)城市更新和规划项目,曾被英国政府建筑及建设环境委员会专家评审小组评价为城市规划的典范。

2011年,杨威在伦敦创办了自己的城市规划事务所,提供一体化总体规划和城市更新策略,同时普及城市规划最佳实践。这是世界上第一家以华人名字命名的知名城市规划事务所,曾被《金融时报》评价为英国最有声望的城市规划事务所之一。

2014年,杨威的事务所关于21世纪田园城市的研究,从全球279项申请中脱颖而出,获得英国2014沃福森经济学奖决赛大奖,为英国政府新田园城市计划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这个奖项由沃福森勋爵创建,是世界上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大经济学奖项。

杨威前排左一在《中英小城镇绿色低碳发展技术导则》启动暨签约仪式上作为英方代表签约。

英中时报:2014年你进入Wolfson奖决赛的田园城镇规划方案,到目前有付诸实施的项目吗?

杨威:2014年英国政府宣布田园城市计划,中央和地方政府事务部(DCLG)在主导和支持一系列的田园城市计划。我们不仅在政策层面参与了计划,也实践了相关项目,比如在雷丁(Reading)附近设计了田园城镇Hogwood Garden Village,已获得规划许可,目前正在建设准备过程中。

田园城镇是一项远期规划,地方政府资源有限,DCLG希望不局限于仅仅增加住宅数量,而更看重这些田园城镇的品质,将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开放交通、人的健康、生活方式等都考虑到其中。

今年10月,DCLG邀请我为24个政府出资支持的田园城镇和乡村做主题演讲,探讨如何实现具有长远可持续发展愿景的田园城镇以及规划方法,我和当地决策者进行了面对面的咨询和交流。

英中时报:在英国新城镇的规划建设上和原有区域的改造更新上,你觉得哪些项目可圈可点?

杨威:新区规划方面,拿剑桥和牛津对比,它们都是以教育、研究、旅游等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剑桥郡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远期住宅的大量需求,多年前已在规划新的居住和就业综合区域,开发了很多高品质项目。2008年英国第一个获得斯特林奖(英国优秀建筑奖)的住宅项目Accordia,成为剑桥新住宅建设的基准点。辅助的公共交通及停车换乘(Park & Ride)等设施也都设计运行得都非常到位。

牛津就相对滞后,当地政府没能及时梳理住宅用地供应,造成目前房价较高,新住宅供应较为短缺。周边提供新住宅较多的区域在Bicester,距牛津尚有一定距离,公共交通也不甚理想。希望随着牛津、剑桥之间城际火车的建设,未来会有所改善。

另一个是我曾负责总体规划的位于科比(Corby)的浦艾斯豪城市更新和规划项目。这里先前是铁矿,随着制造业式微,钢铁企业关闭,城市面临产业更新、需要重注活力。我们强调要引入就业和教育机会,帮助当地复兴。我们利用基地周边的特色:废弃矿山、自然生态保护带、高尔夫球场、历史文化遗产Kirby Hall等将整个项目设计为三个各具特色的组团:一个是与城市相连的街道和广场特色的城市组团,包含商学院和空间灵活的商务中心等就业和社区服务设施,另两个强调于周边自然环境融合的宜居社区。三个社区分别满足了公众休闲、教育、创业和就业等需求。目前该项目已形成一定规模,住宅也逐步建成,反馈很好。

另一个城市更新的典范是伦敦的国王十字(King’s Cross)区域。从前国王十字各色人群混居,市面萧条,杂乱无章,是伦敦的红灯区。废弃的大型仓库和铁路线让这里的通达性很差。改造项目在保留全部原有居民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这里的交通,设计了公共开放空间,保留了运河等特色景观,并引入了高校(中央圣马丁学院)、独立餐厅、Google英国总部、卡姆登区议会(Camden Council)等企业、机构,这里一下子变得充满活力,成为伦敦中心最时髦的地段。

英中时报:今年是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建城50周年,作为米尔顿·凯恩斯城市发现中心基金会理事,你认为它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哪些需要注意、改善和提升的?

杨威:米尔顿·凯恩斯最有特色的是它的运作机制,如何让(通过便宜租金) 承租土地者来反哺城市公共空间的维护。这是当时规划师设计的一个借鉴田园城市理念的创新机制。

建成50年,米尔顿·凯恩斯有些区域已需要更新。比如网格化的道路不太具有识别性,增加地标性的建筑和风格化的公众艺术,能有效地增强识别性。

智慧城市(smart city)是米尔顿·凯恩斯目前发展的策略方向,智能数据的收集、智能app的开发、数据库的建设都在积极进行中。如果这些信息体系和设施能尽早形成公共资源为公众服务,将成为米尔顿·凯恩斯的巨大优势,对企业和人才都将更有吸引力。

英国和中国:处于不同阶段的城市规划

英国是第一个建立完整的城乡规划体系的国家,也是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积极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英国在田园城市和新城发展、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规划原则和科学的空间规划方法、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小城镇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杨威说,她所做的就是借鉴英国经实践检验成功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和地方情况做规划。她清醒地看到,两国城市在规划上的不同呈现,根本上是因为两国对待城市发展的理念不同,这又是由两国城市规划发展不在一个阶段决定的。什么是城市建设要优先考虑的,保留地方特色、现代化、还是抄袭别人的东西,不是说推倒你原有的东西、大家都仿建一座埃菲尔铁塔就适合。

在城市发展上,英国过去也犯过很多错误,作为规划师,杨威希望帮助中国的城市避免这些错误,而不是在建设中盲目地破坏。因为有些生态的宝藏、历史的遗产、文化的传承,没有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英中时报:你经常在中英两国提供关于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培训和咨询,两国的地方决策者对待城市规划的态度是怎样的?

杨威:对规划的“度”的把握,不同之处非常明显。英国已经度过了大规模发展时期,现在有的地方领导和规划师不太具有全球意识和眼界,他们似乎只关心自己家门口的事情。中国则相反,有些地方没有分析研究地盲目求大,最后造成空置和巨大的浪费。比如,某县想建一个商业核心区,领导来英国考察,我带他们到伦敦金丝雀码头金融城(Canary Wharf)参观,向他们介绍这里适宜的建设规模和人性化尺度的重要性。结果对方很不以为然,得意地认为这里还没他们县规划的规模大……但是如果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只需要这么大的建设规模,一个四线城市过大的规模只可能是浪费。

伦敦寸土寸金,很多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采取hot desk的办公机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地,大家在一个办公区域随到随用,既提高了设施使用的效率,也促进了不同部门同事之间的交流。如果你这里盖个商务中心,那里盖个发展中心,整天想要吸引哪些企业来,最后造成空置或烂尾,不仅浪费,同时由于失去了集聚效应,也破坏了产业的良性发展。

我还感觉有些地方是“抱着金饭碗要饭”,当地独特、有价值的资源比如历史古迹被忽视,却愿意花巨资建些假古董。我们在英国做规划,地块通常几个平方公里,但我们会花几天时间实地踏勘,有特色的树木、地形地貌、大小水体等等,都一一标记,规划中都会作为重要的地方元素保留和利用起来。中国很多好山好水,有时在城市发展中莫名地消失了,这真是太可惜了。

英中时报:外国人的培训,地方决策者听得进去吗?还是一种走过场?介绍一些你在国内规划得比较成功的项目?

杨威:很多我们见到的国内领导非常有远见,敢于创新,眼界也很高,他们是带着问题来学习的,理念一讲就通;当然确实也有刚才提到的先见很重,听不进去的。

2015年国家发改委带队来英国考察新城规划,我为他们介绍了米尔顿·凯恩斯。考察团认为米尔顿·凯恩斯可以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一福建晋江提供很好的示范。晋江毗邻金门,是著名侨乡。改革开放后,台胞、侨民回来投资办厂的很多,当地人也很有开拓精神,经济以民营中小型企业为主,地方政府很有服务意识。在国家发改委促成下,我成为晋江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的特聘专家,邀请米尔顿·凯恩斯的市长前往晋江交流,两个城市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目前在城镇化、治理体系、智慧城市方面都有交流借鉴。我同时受邀为晋江做了两个特色小城镇的设计,一是人才方面;二是体育产业方面。

这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未来中小城市的发展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方向。如果中小城市还按照既有大城市的方法来规划,那原本特色的资源消失了,成为千城一面的局面是很恐怖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将英国先进的规划理念,因地制宜地推广到国内。

《英中时报》:现在各国政府很强调绿色低碳概念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实施。介绍一下绿色低碳理念和技术在你们规划项目中的运用?

杨威:我认为绿色低碳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个系统的设计原则,在规划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围绕绿色低碳原则来展开,节省建造和维护成本。

受英国外交部“中国繁荣战略项目基金”资助,2015年,我们和中国住建部合作,编写了《中国小城镇绿色低碳发展技术导则》。我希望向城市决策者言简意赅地介绍绿色低碳原则,告诉他们绿色低碳可以通过本地化、低成本来解决,并不一定需要去国外拷贝昂贵的技术。2016年,我们在住建部支持下,选了三个地方作为中英绿色低碳试点小镇,分别是贵州的茅台镇、九坝镇、江苏的古邳镇。希望我们的实践能够为提高美丽宜居小城镇建设出点力。

杨威(站立者)在江苏省睢宁县主持规划意见征询研讨会。

规划师:理性、建设性

英国是现代规划的发源地,从1914年皇家规划师协会成立,规划行业到现在已超过100年历史。规划之强大,事关之重大,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

杨威目前是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国际委员会的副主席,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公众更加了解规划师这个行业。她说,规划行业诞生之初极富有创造性和眼界,发展到100多年到现在,似乎越来越窄了,规划师好像变成了为开发商提供服务或者政府审批住房加建的职业。现在英国规划界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反思规划体系,重新定义规划师职业的意义和目的。

杨威最初来英国读书学的是城市设计。她觉得国内需要欧洲的街道、广场这样人性化的空间提高城市品质。随着对专业认识的加深,杨威意识到设计固然重要,而规划与社会的关系,机制体制的建立,对不同人群的关照,经济的发展等都很重要,规划师工作的领域有必要拓展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因此,她倡导在规划中打破不同专业领域的界限、促进不同领域的协作。

杨威同时认为,现在规划行业亟待解决的是政策与设计之间的协调,即如何把好的政策理念落实到合理的、有创意的、人性化的尺度上,让每个地方既富有自身特色,又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英中时报》:你作为规划师、城市设计师被评为社科院院士,能否介绍一下规划师这个行业?

杨威:我们常拿规划师和医生、律师做比较。医生对病患有独立的诊断权;律师在合法范围内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但规划是政府的职责和权力,规划师是依据政府政策而提供服务的职业人士。公众也不大了解这一行,对普通人来说,“规划”太抽象,看不见听不到,好多老百姓想,规划师大概就是批准我家能不能扩建的人吧。

过去20年,全球的发展速度相当于每周都有一个伯明翰这样体量的城市建起来,但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人道灾难如战争、难民等状况变得更严重,城市贫民窟人口的数量几乎没有明显减少。2016年,联合国人居会议提出了《新城市议程》;同时,联合国2015年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17个目标中,其中就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这是第一次把城市和社区写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里,可见人们已经意识到城市环境对生活的重要影响力。

这两个联合国近期的重要文件都提及,规划作为确保人居环境的重要工具,强调各行业的协作及各方面利益的整合和最大化。听起来是规划师的春天要到了,但现实是,各国的规划依然太政治化、太房地产化。规划师是个建议者,英语有个词叫critical friends,可以理解为提供批判性、建设性意见的朋友,规划师应该是这样的角色,规划的本质是为公众利益服务。比如甲方是开发商,规划师为甲方服务这没错,但规划师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不能破坏公众利益。

《英中时报》:你的职业经历中是否有规划设计被曲解,最后走样的案例?

杨威:我们在选择项目时,会看委托者是否具有远见和共识,对方也因为认可我们的专业性和前瞻性才会选择我们,曲解执行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

但因为不同的国情、政策,有些情况还是让人始料未及。我们被邀为国内某城市规划高新园区,地块中有座山,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自然元素,应围绕它来做一体化考虑:一是提升城市环境品质;二是希望山体成为活跃的运动空间,让所有人受益;三是保护生态资源。我们做完规划后,当地领导很满意,但当地规划局说,有条已经规划的路会从山旁穿过去,割裂山体和园区的有机联系,这个总体规划刚刚获得批复,不能调整。虽然规划局也觉得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及环境气氛的开山凿路不合适,但“已经批复”,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后我们只得根据还没开建却“不能动”的这条路做调整。

《英中时报》:你的职业满足感来自于什么地方?

杨威:我的建议被采纳。作为规划师,我们常常能发现一个地方当地人都看不到的独特之处,从而保护了一些可贵的资源,挖掘出当地的潜力,给当地人创造自信,指出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专业者,我们做规划时,会建议决策者减少不必要的拆除和建设,并提供策略帮助当地充分利用地方特色发展经济,创造宜居环境。因此在我们的规划中,保护和复兴了一些原本要被拆除的村庄、被遗忘的历史古迹、正在消失的本地动植物等等。

规划的影响力不仅在规划本身,也会对影响政府各部门对生态宜居、绿色低碳等理念的认知。比如2011年,我们在对湖南澧县的规划中,创造性地综合利用了当地的历史文化、澧水生态、绿色低碳等元素。规划完成后,我曾给全县700多位干部做专题讲座,普及这些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当时这对他们是非常超前的理念。现在当地的发展也还在延伸这些理念,也给他们带来了很积极的变化。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作为规划师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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