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航「#MeToo」到交大「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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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总是会遇到起伏挫折,在我看来,那些能够跨过去的坎,或许事后能轻松称之为「小坑」,而那些无法跨越的坎,或许就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当面对「鸿沟」的时候,每个人显然会有不同的选择。

而这样的「选择」,也免不了会遭到旁人的判定。比如,勇往直前越挫越勇的去面对「鸿沟」般的挫折,往往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选择。相反,如果用逃避、甚至是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去面对挫折,则往往会被责骂是一个「坏」的选择。

正如最近发生在中国两所不同高校中的两个事件:北京航空大学(简称北航)博士罗茜茜对于曾性骚扰自己的导师陈小武所展开的实名举报;以及西安交通大学(简称交大)在读博士生杨宝德因为不堪其导师周某的「压迫」所采取的自杀行为。

两者都在国内各大媒体引来一片哗然,但国外媒体将罗茜茜的勇敢之举称之为中国的「#MeToo 宣言」,而令人惋惜的后者却在网络上引发了截然不同的争议。

对于杨宝德的溺亡,曾有类似或仍处于类似经历的网友们纷纷表示了同情。也有一些网友甚至名人却指责说这是杨宝德自身的问题,一切只因为他的抗压性太低、太脆弱。这般言论显然是在杨宝德亲友们的伤口上狠狠地撒了一把盐。

在我看来,除了导师对自己的无理要求以外,最让杨宝德感到绝望的应该是他那一片黯淡的未来。虽然杨宝德的女友曾建议他换一名导师,但杨宝德的回应却是「学院里面很多老师都是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学生,申请换导师,也没人敢收」。

由此看来,即便学校明文规定「换导师」是政策允许的,但现实中的裙带关系却令其变成了一句空话。这的确十分无奈。当年我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曾也一度陷入绝望之中。每天梦里不是被污染的细胞,就是因试验而「牺牲」的小白鼠和兔子。

在经历了无数个失眠之夜,以及研究课题立项迟迟无法决定的一年后,我的前方只剩下一片黑暗。幸好这时,一位远在美国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的长辈在得知了我的困境后,建议我考虑「转系」这一条出路。

这位长辈用自身的经验告诉我,「转系」在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是极为稀疏平常的事情,而且更是学生的一种权利,甚至有时导师还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提出他或她更换导师的建议。不仅如此,对于欧美等国高校来说,特别是名校,最担心的不是学生的「转系」,而是学生的「退学」。只因「退学」不但会影响导师的声望,更会影响学校的排名。所以,为了学校及导师的声誉,校方与学生往往都会尽可能达到「Non- zero-sum Game」,即非零和博弈的结果。

在得知了这个重要的信息以后,我约见了自己的导师并提出「转系」的要求。在离开医学院之前,我的导师只问了我一句,将来无法以香港大学医学院博士的身份毕业,我是否愿意。可我深谙自己在医学院已没有任何出路。打个夸张的比喻,就像一个人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哪里还会在乎自己身上穿的锦罗绸缎还是粗衣麻布。

最终我的「转系」十分顺利地完成。不仅如此,我的导师还提出愿意继续承担我接下来奖学金的支付(按我当时奖学金的情况,是由学校与导师共同承担)。相比之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论是与罗茜茜或是杨宝德来比,的确是幸运许多。

可这也让我反思,究竟如此不同的结果纯粹是因为个人运气,还是因为教育体制的不同?我相信应该还是后者占着更为重要的比例。当然我并不是说「外国的月亮特别圆」,毕竟类似导师性骚扰(侵犯)学生或是学生因学习压力自杀的案例在国外高校也绝非少见。只是,若单从「转系」这一点说来,甚至从大部分的政策制度来说,国外高校明显会比国内高校更容易操作,同时也更具体和完善。

然而,「政策完善易操作」是否就意味着罗茜茜可以避免导师的性骚扰?若能成功「转系」是否就意味着能够拯救杨宝德这条年轻的性命?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地去谈论一切的「如果」。但不管怎样的结果,也请尊重罗茜茜和杨宝德的选择,即便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给予自己生命不同的意义。

身为旁人,我们的确可以对罗茜茜或杨宝德的选择或赞扬或指责,或鼓励或同情,但我们毕竟不是当事人,永远无法体会他们在选择前的痛苦与挣扎。

(来源:英中时报 作者:006与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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