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棱镜》:百年之前的英国,曾有这样一群女性重新定义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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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5日,一位心碎的母亲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

「我觉得我必须要写这封信给你。昨晚在我得知那个消息后,我感到非常恐慌。我几乎无法想象,你竟然做出如此骇人的举措,即便我知道你是为了那份献出自己灵魂与生命的信念,而它回报于你的却是那样微不足道。」

只可惜,她的女儿却永远无法亲眼看到母亲的这封信。因为三天后,她的女儿在爱普森村舍医院(Epsom Cottage Hospital)与世长辞。是的,她的女儿就是艾米丽·戴维森(Emily Davison),那位被后人称为「女性投票法案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而今年的2月6日,是英国通过女性投票法案100年的纪念日。据记载,有关女性投票的议题早在1866年就被提出。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这项法案才真正得以通过。

众所周知,在女性投票法案运动期间,曾出现过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一个是以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为首的和平倡导组织——妇女政权论者(Suffragists),另一个则是以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为首的激进组织——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

而该项运动的转折点正是隶属「妇女参政论」成员的戴维森女士为该事业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那一刻。她在赛马会上闯向英国国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的马匹这一壮举,令英国上下,乃至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将目光聚焦到「英国女性投票法案运动」上。

随着第一次世纪大战的爆发,女性开始出现在众多的重要岗位上。英国政府迫切地感受到女性投票法案的通过似乎是势在必行。终于在1918年2月6日,英国政府同意30岁以上的部分女性将拥有投票权,而这也是女权主义在英国迈出的关键一步。

对于这项法案的成功推行,无论男女老少都付出了代价。我之所以这样说,多少是受了《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这部电影的影响。当我看到影片女主角莫德·瓦斯(Maud Watts)是如何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女性最终变成一位「妇女参政论者」时,我反复问着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她究竟有没有选择?

也许有,但更多地或许是没有。就像沈从文曾写道的,「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如果莫德没有阴差阳错地在议会上作为洗衣工厂女工代表发言;如果她没有被自己的言论所鼓舞,并逐渐开始怀疑为何女性不应该被赋予一定的权利;如果她没有被误抓入狱;如果她的丈夫没有把她赶出家门;如果她没有被丈夫禁止与自己的孩子见面,甚至最终她的儿子没有被丈夫送给别人领养;如果……

可是这些如果就这样发生了,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仅仅发生在莫德身上。但我认为,它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女性身上。

当身边的男性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拥有任何权利,甚至包括女性自己也认同这样的观点时,莫德作为一名别人眼中的叛逆者,甚至是违法者却对此越发的怀疑。而当她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自己的怀疑被一点点地剥夺后,莫德除了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并为之全心全意付出以外,似乎再无其他选择。

也就是说,正因为莫德的一无所有,所以她更加地全身投入,而「为女性争取应有的权利」,更是成为莫德唯一的生命意义。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史铁生所撰写的短篇小说《命若琴弦》。贯穿这篇小说始终的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只有用弹断一千根琴弦作为药引子,才能使得那药方治好自己的眼睛。倘若没有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那位说书的老瞎子怎么可能如此努力地生存在这个残酷的人世间?

我当然不是说女性投票法案运动、或是女权运动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虽然自女性拥有投票权的一百年来,女权运动仍然在继续,维护女性权益的斗争也一直未有停息过。但无论怎样,人生在世都需要一个所谓的意义,比如莫德,比如《命若琴弦》中的瞎子,甚至史铁生本人,他们都是为了那所谓人生的意义,或者是一种使命感而活着。对于同样是生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来说,或许也一样如此。

毕竟,没有心弦的人生不但奏不出乐章,更是了无生趣。而当我们在不断寻找人生意义或是使命的途中,或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像是百年前的那群女性,她们为了那样的一个使命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

(来源:英中时报 作者:006与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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