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东问西》:张扣扣为谁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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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亲报仇?还是守法?这是一个问题。

今年春节,陕西省汉中农民张扣扣做出了他的选择。

1996年,13岁的张扣扣目睹了母亲和同村王家发生冲突时,被王家三儿子击中头部死亡。22年之后积怨爆发。2018年2月15日除夕这天,35岁的张扣扣杀死了王家父子三人。死者分别为王家父亲、大儿子、三儿子。张扣扣逃跑后又于17日投案自首。

这个“复仇”故事,令人不可思议地在中国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叫好者认为:张扣扣“为母报仇”,是义举。“法律死了;儿子没有死。”“当个体无法得到法律公平,自然法则,就是最后的正义。” “张扣扣是不是英雄不重要,但他让我觉得很解气特别重要,这就够了,他就是为我而战。”

这些观点体现了对司法的不信任、对社会不公的反感。这种集体情绪值得反思。

就在张扣扣杀人案的2周前,2月2日,美国,在审理国家体操队的淫医纳萨尔性侵女队员的庭审现场,站在听证席上的马格雷夫斯正酝酿对纳萨尔发动突袭——马格雷夫斯的三个女儿都遭受了纳萨尔的性侵,作为父亲的他失控了。

当时马格雷夫斯向法官提出跟纳萨尔单独相处,说:“作为判决的一部分,我请求你准许在一个锁住的房间里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法官拒绝后,马格雷夫斯又说,“你能给我一分钟吗?”

女法官再次拒绝了马格雷夫斯,她回答:“这不是我们的法律制度。”马格雷夫斯回答说:“好吧,我将不得不这么做……”话音刚落,他冲向了被告席上的纳萨尔。幸亏法警及时出手制服马格雷夫斯,否则纳萨尔难逃皮肉之苦。

这位父亲在社交网络上也赢得了一片好感,马格雷夫斯被称为英雄,很多人贴上“给我一分钟”的标签,支持这位父亲的复仇举动。

——面对受辱的女儿、被打死的母亲,任何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这就是所谓的血性。

美国法官一方面对马格雷夫斯的行为表示理解,又警告了他的行为不当。女法官说:“你必须明白,这是法庭,这是我们执行法规的地方。”

她说:“我们不能容忍或放纵其它任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行为,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了解明白这个可怕的悲剧,我们学会如何教育他人。”

这番说教当然要建立在司法公正、为受害人主持公道的基础上。于是我们看到,纳萨尔被判175年重刑。作出判决的女法官阿基利娜对纳萨尔说,“先生,我刚刚宣判了你的死刑。”“你永远都没有资格再走出监狱……我甚至不会把我的狗送到你那里去。”

严厉的判决,以及女法官义正词严甚至不乏情绪化的判词,大快人心,极大抚慰了这个涉及数百名受害人的性侵案的当事人、父母、及公众所遭受的精神创伤,重拾人性的信心。这是一种更为强大的血性,把受到伤害的人们团结在司法周边,并且加固了这个共同体。马格雷夫斯虽未能手刃淫贼,但一定不会有积怨了。

反观张扣扣案,事发后人们发现,当年张母被打死后的判决存在诸多疑问:凶手只判7年是否量刑过轻?王家三儿子是否顶包?法院判赔死者家庭不足1万元是否公平?是否不公的判罚在张扣扣内心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是不是目睹了太多的不公,使得公众急于把“英雄”光环戴在张扣扣头上?

在处理“为亲报仇”和“守法”的矛盾上,古人的讨论也能提供借鉴。

武则天时期,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徐元庆隐姓埋名,亲手杀掉了杀父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徐元庆的行为究竟是犯罪还是替父报仇的义举,曾经在陈子昂和柳宗元这两位文学大家之间引发过一场争论。

陈子昂认为,擅自杀人应该处死,同时又建议对徐元庆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

柳宗元批评陈子昂赏罚不明:怎么可以处死一个受表彰的人呢?认为这会让追求正义的人模糊了前进的方向。

“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这个论调,柳宗元认为是“不问是非曲直”。应当如何做呢?柳宗元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

依柳宗元的观点: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评判张扣扣式的“复仇”,或能找到答案。

文:杨猛

(来源:英中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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