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东问西》:如何纪念汶川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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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汶川地震10周年。在官方“感恩”与民间悲切的回忆声中,这场纪念犹如一场悲喜交加的行为艺术。

10年前的2008年5月12日下午,地震那一刻,北京有震感,我当时正在家伏案工作,同事们在MSN上传播着地震局的最新消息。起初大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晚间,地震级数上调,而四川方向始终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晚上新闻报道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紧急赶赴灾区,却因道路受阻困在都江堰。有经验的媒体都会综合得出判断,这场地震一定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破坏。

凌晨1点,我被编辑部电话叫醒,决定派我和另一名女同事作为首批记者前去灾区,第一个目标就是都江堰,然后尝试进入震中。另一组同事稍晚将从另一条路线进入震中。当时首都机场去往四川的航班机票全部售罄,坐满了整装待发的救援人员。我和那位女同事租了一辆出租车连夜赶往天津,坐上了13日天津飞成都的早班飞机,下午又搭车来到了都江堰。

都江堰并不是震中,然而呈现出的破坏场景和人员伤亡已经触目惊心。我去到了温家宝去过的新建小学采访,后来又去了伤亡同样惨重的聚源中学,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们并不知道,这场地震的影响如此深远,其造成的创伤直到10年后的今天还在发酵。

当时在地震发生后,政府对于灾情的信息公开并不太情愿,并且习惯性地针对灾情报道一度下发了严格禁令,只允许使用新华社的稿件,也不允许地方报纸派遣记者报道。而面对如此罕见的巨大灾难,全国各地记者纷纷涌入了灾区。禁令实际上已经力不从心。

于是政府采取了一些妥协,部分考量则是,2008年发生了西藏314事件,而且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迫在眉睫,全世界关注之下,北京需要展示开明和高效,否则会破坏在国际上的形象,一味禁止报道取不到好的效果,得不偿失。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和背景,宣传部门的口径又从禁止报道转变成了要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要求媒体多报道可以展现国家救援能力的行动。因此,政府和全国媒体在救灾开始阶段呈现出了良好配合的态势。

随着救灾的进行,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的校舍质量问题,被摆上了桌面。记者们本能的情感驱使也逐渐被理性的问责代替。而随着众多NGO组织进入四川灾区救援,弥补了政府机构无法触及到的角落,一场被民间命名为公民救灾元年的行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10年过去了,追问未有穷尽之时。借助艺术家艾未未的话说就是:汶川地震是一场自然灾害,但是它所涉及的问题却是中国式的。有近七万多人的死亡,他们的死因是什么,死于什么样的情形下,死者是怎样的身份?这类死亡中有多大的比例是由于自然灾害,是必然的,不可预防的?又有多大的比例是人为的,是跟政府有关的?这类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过解答。

如果我们不能从这样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发现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从中汲取教训,同样的灾难会一再重复, 人类就根本没有发展可言。

时至今日,很多当年公众关注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地震之后的受难者都是谁?官员和建筑的腐败问题,民间反映强烈的校舍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问题,外界对于灾区的慈善捐款的流向和使用问题,等等。

另外一个现实是,这10年间中国越发强大,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汶川地震时热闹一时的公民自救和救助,所谓公民元年行动,却如昙花一现已经隐遁无形了。

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汶川县政府将5月12日这一天定为“感恩日”,感恩“国家和社会”在重建和救灾方面的工作,感恩“全国大爱汇聚”。这引发了一些灾区人民的争议。

端传媒报道说:在一片和谐、热烈的红色气氛中,中国迎来了四川大地震十周年的日子。那一群默默活着的父母,还有许多与悲伤为伴的人们,被迅速一抹,推到了悄无声息的阴影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1日报道说,“震灾最严重的汶川县将地震纪念日称作‘感恩日’。但是,批评者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掩盖了地震给那一地区及其人民留下的深深的伤疤。从地震地区传来的照片显示,10年过后有些损害还是没有修复。”

(来源:英中时报 文:杨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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