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记住历史,抵抗遗忘”: 专访记录剧场《红》编舞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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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江帆(2018中国变奏艺术节上换为李禹瑶演出)、文慧、李新民、刘祝英

在10月4日和10月5日的中国变奏艺术节上,记录剧场《红》以文革样板戏为话题,以舞蹈为索引,以视频采访为传播载体,为南岸中心的观众上演了一场特别的舞蹈戏剧。它也是10月4-5日Dance Umbrella 2018的活动之一。

文慧是北京舞蹈生活工作室的创建人之一,她强调的舞蹈表演是,“不扮演角色,不创造人物,每个舞者都是真实的和平等的”。

作为工作室的最新作品,《红》的灵感和思考起点来自于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文慧是伴随样板戏成长的一代,后来受到开放文艺思潮的影响,对于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怀有复杂的情感与体验,因此,她决定以纪录剧场的方式重访这些革命样板戏。

《红》的四位舞者生于四个不同年代(50、60、80、90),每个人都代表着体制下的一类人,通过自己的“身体记忆”和人生经历,来寻找和《红》与《红色娘子军》的独特情感关联。

专访文慧是一场与历史、与过去、与自己的深入对话。

记者杜雨嘉

“我是看刘祝英那一代跳样板戏长大的”

文慧出生于1960年代,样板戏承载着她学习舞蹈和生活的轨迹。从小学习舞蹈,后从舞蹈学院毕业,按理成章地到地方电视台——体制内的舞蹈团体担任编舞。90年代初,她到纽约进修学习。在纽约,她看到了舞蹈的自由与独立,感受到了独立创作的魅力。

1994年,在中国还没有独立舞蹈团体的年代,她创建了生活舞蹈工作室,希冀每个人都有独力思考和表达的能力。

在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几岁的文慧赶上的是样板戏的学习风潮,但最终,还没有能够登上舞台,文革就结束了。她说:“我是看着刘祝英那一代人在舞台上跳样板戏长大的”。

不容置疑的是,当年的文慧对样板戏的舞台是渴望和憧憬的,她是“仰望”刘祝英的。

刘祝英是当年昆明市歌舞团《红色娘子军》的表演舞者,机缘巧合下,作为采访对象之一而参与到《红》的表演中来。文慧说,舞蹈生活工作室不会招演员,是在相遇的过程中找到合适的舞蹈演绎者。

在谈到样板戏对于自己最深刻的影响时,文慧停顿了几秒钟后说,小时候并不觉得八个样板戏有什么问题,但是长大后才发现属于那个年代的印记已经在骨子里了。“样板戏的台词我可以全部背下来,这种被洗脑的状态是非常可怕的。革命教育和红色教育都渗透在身体的记忆中,或者说在血液里”,她说。

即使到了现在,当她听到样板戏的音乐,身体还是会不自觉地反应,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深深印记。

身体记忆与反思:“解剖”《红色娘子军》

《红》被定义为记录剧场(Documentary Theatre),因为它并不是传统的舞蹈形式,舞蹈、戏剧、电影和音乐在这里交互,重点在于用身体记忆表达历史,抵抗遗忘,激发反思。

虽然文革那段历史在教科书上只有几页纸,但文慧说,年轻人需要了解文革,了解那代人是如何度过的。故而在创作时,她对《红色娘子军》精装本(记录关于该戏的舞蹈、服装、化妆、道具、舞台调度等)悉心研究和“解剖”,以帮助《红》的创作。

她说,即使到今天,《红色娘子军》涉及到的话题也没有真正改变,包括女性解放、阶级性、规训与反规训、政治与反政治。

相比文献材料,她认为“身体记忆”更重要,因为身体是活的博物馆,四个舞者是以四个不同的个体和个人故事与《红色娘子军》建立一种独特的关联和对应关系。

作为一名舞者,文慧对舞者本身的身体记忆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在创作《红》的过程中,她采访了大量与《红色娘子军》相关的人员。起初她也走访了很多著名的舞者,由于他们的故事已经被采访过很多遍,没有更多新鲜内容可以被挖掘,文慧就到小城市去采访,她发现最感人的故事往往都出自小城市。

王慧芬的故事让文慧印象十分深刻。王慧芬是云南昆明当年跳吴清华角色(《红色娘子军》女主角)的舞者,还在哺乳期的她,迫于领导的任务,只能参与到样板戏的排练中去,以致累到不用打回奶针奶水就已经没有了。文慧说,在文革的年代,个人的身体不是自己的,而是国家的、组织的。

《红》的舞者之一,也曾出演过《红色娘子军》的刘祝英有着自己的遗憾。即使当年她的舞蹈条件很好,但是因身高问题,她始终没有演过样板戏的主角,配角一演就是十年。因为样板戏的主要原则是在舞台上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越正面越英雄的人物只会选用形象越高大的舞者,而不是直到1971年还没长到一米六的刘祝英。

在《红》的舞台上,已经63岁的刘驻英还是精神充沛,舞蹈表达到位。文慧说,刘老师革命舞蹈的精气神是其他三位舞者如何模仿都做不到的,这是属于她的身体记忆。

生活经验比舞蹈技术珍贵得多

《红》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文慧说,在工作室中,每个人既是演员也是创作者,不存在传统的演员和导演的关系。面对意见不同时,文慧说,生活舞蹈工作室与传统舞团不一样,就算“吵架”大家也会表达意见,会在排练结束后积极参与讨论和修正。

“在这里,我们尊重每个人的身体,就像李新民,她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我们尊重她的身体,没有一个(硬性)标准来衡量。反而,更注重生活经验”,她说。

与其他三个舞者不同的是,李新民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身体训练,但她个人的生活经验使得这部舞剧更加平实和丰满。文慧说,起初李新民最困惑的地方是,自己与《红色娘子军》似乎没有关系,而其她三个专业舞者都或多或少与这部剧有某种关联性。所以,大家相互合作,帮助李新民找到她与《红色娘子军》的关联。

《红色娘子军》书中第四场,战士面对着黑板学习革命知识,让李新民联想到了自己小学四年级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让她明天将88块钱的学费带到学校来的场景。李新民感到“自己很丢人,很尴尬,很难受”,在那一刻,她也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去上学,而是到城市中打工赚钱养活家庭。

表演中的李新民假装自己面前有一个书包,慢慢将书包中的书一本一本拿出来,默默地放进小课桌中。这些细腻而真实的身体语言将在场的观众带回到了她上学的最后一天。

专访结语

在自由、舒畅的创作环境下,生活舞蹈工作室前后创作出了很多受好评的作品,包括《生育报告》(1999),《和民工跳舞》(2001),《身体报告》(2002),《37.8报告》(2005),《回忆》(2008),《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2011)。

文慧说,伦敦的一个显著优势是,有非常多的中国人生活在这里,此次带着《红》来到伦敦的中国变奏艺术节,希望更多人听到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声音,了解到她所倡导的理念。

采访的最后,文慧重申了历史记忆的概念,她说,希望年轻一代人可以记住历史,不要抹掉过去,学会吸取教训和分辨是非。

(来源:英中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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