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琪:人生的每个阶段对我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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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胥一凝

他的名字叫舒琪,不是舒淇。

舒淇是演员,明星;

舒琪是导演,编剧,大学老师。

一身米色休闲装,挎着一个“New Yorker”的帆布包,舒琪来到了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Chinese Visual Festival)的展映场地之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 他执导的作品《翠丝》被选为电影节闭幕电影,同时他的其它作品比如《海滨薄梦》,《想象易文》等也会在电影节期间展映。

舒琪比照片上更好看,斯文,身上有一种很浓的知识分子的书生气,我们的谈话在国王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展开。

舒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香港电影行业,从写影评开始,做编剧,副导演,导演,电影发行,后来进入香港演艺学院教书近10年,现在又重新开始执导作品,他的经历和故事围绕着整个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从辉煌到平淡,到如今的重新延续,他本人也是香港电影行业里一个独特的人物。

舒琪工作照

入行:给谭家明做编剧

舒琪加入电影行业的机缘非常的偶然。正在香港大学英国戏剧和文学专业就读的他有一天早上接到无线电视TVB大导演谭家明的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他的一个剧集《北斗星》做编剧。

此前舒琪已经写了6年的影评,当时红火的类似许鞍华,谭家明的短片剧集等舒琪也写过,也因此认识了他们。也就有了谭家明的这个电话。

“他们万事俱备,场景,人物,故事都有,我写的时候很容易visualize,  我写完对白,他就拍,即使我写完不对,跟演员表演出来可能有距离,但我一下子知道怎么调整,而且知道我的对白台词可以用怎样的方法表演出来。我很快就掌握到文字变成画面、影像,以及跟实际表演之间的距离,那个经验真的一般的编剧不会有。”舒琪觉得很幸运。

工作期间,谭家明时时刻刻把他这位编剧带在身边,两人不停的聊,聊故事,聊创作,不拍片,就逛街,买书,几乎是24小时都在一起。舒琪回忆起来对这段经历充满感激,他觉得这是给他提供了一个“电影速成班”训练,关于电影制作的所有环节,比如剧本,拍摄,剪辑,音乐,等等,他都跟着学了一遍。

舒琪就跟着谭家明合作了一年多,一起合作了许多剧集。1981年舒琪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两小无知》,作品并不卖座,“那个时候没有文艺片,都是功夫片,喜剧片。”舒琪说。那个时候正是香港慢慢积累类型电影的时候,此后包括警匪片,情色片,文艺片都逐渐成型。

舒琪和惠英红:电影《翠丝》放映会观众见面会

从1976年入行,整整43年了,我问舒琪有没有数过自己编了多少剧本,他说没有数过,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影视圈里编剧作品最多的一个人。实际上,他说他自己曾经不太喜欢编剧这个工作,大概是和谭家明合作的影响太深,作为一个编剧他期望导演能和他有深入的互动,了解这个故事的走向,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默默的编故事。

离开:不爱,就分手了吧

舒琪还是“舒老师”,是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执教12年。

我问他为什么会离开影视圈,而进入学术圈。他觉得是因为他适应不了当时的电影主流,所以离开。

在进入香港演艺学院之前,舒琪已经执导了5部剧情片,一部纪录片,有两部比较成功,包括萧芳芳主演的《虎度门》,很卖座,“从80年代到90年代,其实香港电影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它很主流,然后也很商业,基本上它不能容纳不主流或者不商业的电影。我不喜欢这个市场走向,你叫我拍喜剧片,比如《虎度门》是喜剧片,可是基本上还是剧情为主,我不懂拍动作片,也不懂拍警匪片,我不喜欢拍这些,我不排斥,但我不懂这些。我拍的话会很糟糕。“ 舒琪回忆起当时的电影环境和自己的处境,观点依然很清晰,喜好分明。他也认为自己当时性格也有些清高,不愿意听别人指挥,在这个行业里何去何从变成了他需要思考的问题。

舒琪说起他在离开电影圈之前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爱情Amoeba》,属于青春喜剧片,是当时的热门类型电影之一,舒琪自己也想试拍一下商业主流的电影,看自己是否喜欢。

“快,靓,正”是当时电影制作的追求,即制作周期短,片子漂亮,品质高。投资方只给了舒琪14天拍摄这部电影,结果他11天超额完成了,“其实拍的时候也很开心,没有不开心。只是我觉得这样短频快的方式会没完没了。这次他们给我14天周期,我11天完成。下次也许他们只给我给我11天时间,我可能9天就完成了。” 舒琪觉得自己不能接受这样的方式,还是希望能好好的拍一部片子,时间花长一点,舒琪决定离开电影行业,他这样形容当时自己和主流电影的关系,“就感觉在谈恋爱,对方不大爱你, 你也不大爱对方,你们就分手了吧。”

舒琪在伦敦参加华语视像艺术节

开店:我其实不懂得做生意

在离开电影行业,进入香港演艺学院执教之前,舒琪经营过一家电影书店:一角度书店(P.O.V. Bookstore)。

1990年末,香港安乐电影公司老板在开了一家艺术电影院,并想在影院旁边开一个电影书店,他找到舒琪,以很低的租金给他全权打理。电影书店是一个新的概念,在香港从来没有人做过,舒琪是一个书迷,答应试试看。结果书店做的很成功,后来还在港岛开了分店,从1997到2000年,书店开了4年,不赚不赔。于舒琪而言,又是一个特别的经历。

“我发觉我不懂得做生意。 ”舒琪总结说,“我开店是很会很痛苦的,而且我开店什么都要自己来做,我不能放手交给别人,只有我知道要进什么书,哪本书可能有市场。然后其他人完全帮不了忙,就变成我被书店绑住了。”

为了找合适的书,舒琪需要到处参加活动,比如去台湾,比如去德国参加书展,可以每次出门到第三天他就觉得非常的内疚,因为放心不下书店的业务。

后来生意开始下跌,每到周一舒琪就开始期待周末,因为周末生意会好一点。后来慢慢连周末生意也不好,舒琪说他自己开始逃避,不愿回书店,晚上也不想回去结账。

他发现自己不开心,像有病一样。

“书店利润是有限的,因为书你不能暴利,价格有规定,最多赚3成已经很多了。生意下跌就翻不回来了。我们不是主流书店,如果有一本书大卖,一下子就可以赚回来,我们不可以 。后来我们现金没有了,进不了新书,客人每周都来,发现没有新书,下周再来,还是没有新书。如此反复,他们就不来了。” 舒琪说,也没有办法补救,裁员也不可能,本来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跟业主减租也没有太多空间,只有关门,断臂生存,书店开始折价卖书,第一个星期7折,第二个星期5折,最后两周100块3本,全卖完了。一个月之内关门,把所有债务都还掉了。“ 那4年就等于白做了,没有赢利,但是也没有关系,我感觉还是很开心的。” 舒琪笑着说。

教书:我是最好的学生

“我一直跟我学生说整个电影学院这么多年以来最好的学生是我,不是你们。我每一天都在学习。”舒琪走上讲堂之前,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制作经验,但他认为自己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很多东西一知半解,他开始大量的看书,学习,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打通,“我不能骗人的嘛,学生很快就知道你在糊弄他们。所以我就很着急,要从头要看书,很多东西要搞清楚。 ”

同时, 他会请很多业内人士来讲课,包括知名的摄影师,导演,编剧等等,他在电影圈积累的人脉也对教学起了很大作用。10多年很多有名的电影人士都来演艺学院讲课,比如香港经常有电影节等活动,舒琪就会抓一两个大导演来给学生讲课,这对他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他们讲座当中我也会提一些问题,学生可能不太懂得提问。所以在学院里这十几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重生的人,到后来到我再拍纪录片和短片的时候,发现原来真的不一样,很多知识都通了。”舒琪如此总结执教十几年带给自己的影响。

我问舒琪哪些来讲课的人对他影响最大大,他说到李屏宾——王家卫作品《花样年华》和侯孝贤《最好的时光》的摄影师。

“在创作的时候把自己保持一个未知的状态,整个创作就是一个探索, 你是不知道的,或者是没有把握的,整个状态你都在一个不安的状态里面,你才可以激发出你的创作性,创作的能力。” 舒琪认为李屏宾的这个观点很有用,“其实他是说你不要自满,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懂,你要谦虚,你要不断的去问,去求证。然后你需要很多人的帮助。你需要很敏感的触觉。你要推到你自己一些想法。不要以为你想到一些东西,你就这样子去做,你一定要不停的问:这个idea是最好的吗?还有没有其它最好的。更好的。然后你不要满足目前的东西每一个地步,每一个阶段你都要推翻自己,都要激励自己。”

(来源:英中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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