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棱镜》:特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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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006与W

英国工党议员斯特拉·克雷西(Stella Creasy)近来在《卫报》的专栏中写道,即将成为人母的她需要在母亲与国会议员之间做出二选一的抉择。克雷西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英国独立议会标准管理局(Independent Parliamentary Standards Authority,简称Ipsa,即处理国会议员薪金、日常账务报销等事务的独立机构),无法识别何为之女性议员的产假(maternity leave)。不仅如此,克雷西还在文中提到,此前因为“脱欧草案”投票不得不推迟剖腹产手术的另一位议员塔莉·西迪克(Tulip Siddiq),仅在术后的第3天就回归到自己的日常工作当中;而克雷西自己也更是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乞求同僚在不久的将来协助她完成自己的工作。

克雷西的文章一出立即引来民众对于忽略女性基本权益的Ipsa和英国国会进行各种抨击。然而,另一位女性议员且同样也是一位准妈妈的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在《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专栏中针对克雷西的文章却描绘出另外一番景象——无论是需要休产假的女性、男性亦或是因病暂离岗位的议员,其将近8万英镑的年薪都是全额支付。此外,议员们还有15万英镑的预算可用来聘请专业人员以备不时之需。而根据英国政府的相关法规显示,职业女性的法定产假工资最多只能支付到39周,其中前6周的工资为税前工资的90%,此后则是约为每周148英镑或更低。

对于克雷西与巴德诺克在遭遇同样的问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看来,不禁让人们想到近来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Entitlement”,中文翻译为“应得权益、特权”。显然前者亦即克雷西,拿着约是英国平均年收入3倍左右的薪金,且在产假期间仍可领取全数薪金的她是着着实实的“应得权益”享有者。但为何克雷西不仅不认为自己依然享受着特有权益,相反地她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或许这就是“应得权益”享有者的通病又或是惯用伎俩。正如某所私校的校长道格拉斯·罗布(Gouglas Robb)在其博客中写道,“现如今的孩子们总在寻觅一种‘潜在的特权感’(an underlying sense of entitlement)。这也不怪他们,只因为从他们出生开始就被家人、各种广告、情景剧、真人秀,甚至是政府的政策等层层包裹着、鼓励着,让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其父辈及祖辈值得拥有更多”。

正因为生活在特权时代下的人们认为自己应该值得拥有更多,所以如何能够拥有更多的“应得权益”就成为众人的目标。而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自己“受害者化”(victimized),正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就好比克雷西所申诉的“女性议员被不公平对待”,无非就是为了加强她的“受害者”身份。也许,Ipsa或国会议员的政策法规的确存在有待改革的地方,例如是否应该为每位议员选举出其代理议员。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一系列诸如代理议员的职责应该如何执行,其是否有投票表决权及拟定整改意见的权利,代理议员是由选民投票产生还是由议员自己指定等等问题则会因此蔓延开来。只是,我们会发现无论怎样修改,政策始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纰漏。而当我们眼前只有如何修补各种漏洞时,其问题的核心往往要不被忽视,要不被遗忘。毕竟,除了权益以外,议员更有其应付的责任、需履行的义务及难免的牺牲,而上述的种种却不是可以避重就轻或随意选择,更不是修改政策的借口与理由。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向往工作生活双平衡(work-life balance)的权利,只是当肩负更多的责任时,我们势必就需要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做出取舍。而在取舍过后,我们必须要直面自己选择的结果。生活在特权时代的我们,难免会在为自己追求更多权益时,忘记了自己已拥有的。此外,我们是否曾想过,如果现实无法给予我们所认为值得的更多时,我们又将如何应对?

(来源:英中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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