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洪水1918·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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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集编:维也纳燃烧在革命的前夜(上)

是的读者诸君又是我们,在1918年即将进入8月的节骨眼上我们决定再一次从这本笔记的幕后走到台前。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这位没心没肺没着没落的作者在战争末期的中央盟国闲庭信步了将近一年,但我们选择在这个星期站出来并不是为了庆祝这本笔记的一周岁生日,而是因为从8月开始,作者就将从历史中的散步者变成奔跑者,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重大的转折发生之前做一些准备运动。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一年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宣传海报。)

如果说在1918年的春天中央盟国迎来了1914年开战以来最有希望的时刻,那么到1918年的夏天这种希望就像露珠一样瞬间消散了。随着《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签订,1916年以来差点把奥匈帝国打垮的东线战局彻底平息下来,西线也迎来了1915年元旦以来最血腥的时刻。

鲁登道夫的攻势从复活节一直持续到7月,他计划把佛兰德斯的英国远征军赶下海却在法国人的战线上再一次渡过了马恩河,而就在德国政府开始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法国提出和平倡议的时候,贝当领导的协约国盟军却在西线成功地组织了反击。即便对于身处中央盟国后方的人来说,鲁登道夫直到1918年10月底仍然有相当的胜算(这从笔记中的见闻也可见一斑),但对于包括作者在内的高级将校或者像M那样随时能听到协约国消息的人来说,中央盟国取胜的可能性从这个月开始已彻底不复存在。

(1914年秋第一次马恩河战役的法军没有头盔没有战壕,一切还是19世纪的样子)

(1918年夏天,第二次马恩河战役的法军已经是一支20世纪的军队)

考虑到我们的作者在性格上一向维持着战前维也纳文化阶层的散漫气质,当他对局势的态度开始变得比整个帝国社会里的相当一部分人还要悲观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即将席卷中欧的那场暴风雨已经临近了。在这一点上奥匈帝国展现出了比德意志帝国更令人吃惊的一面:当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准备领导斯巴达克团起义的时候,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议员、贵族和高级公务员们早就已经组成了一张张秘密甚至半公开的大网,等卡尔皇帝在民族问题上松口的时机一到就开始在名存实亡的帝国境内争夺生存空间。

随着作者与M越走越近而在笔记里更多被提及的马萨里克博士和他的捷克人同志就是其中的典型。在战争期间捷克国内的民族主义精英们不但建立了名为“黑手党”的内部网络,还通过各种奇妙的手段(主要是中立国)维持着与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之间的协调管道。和1938年的贝奈斯一样,他们最担心的仍然是苏台德和西里西亚地区大量说德语的居民,而我们的作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得到了M先生的大力庇护乃至提携,以至于引起了施特劳森贝格将军的警觉(虽然这位明白人无从阻止)。进入1918年的8月,捷克人的计划终于引起了他的愤怒,我们的作者选择倒向了匈牙利的君主主义阵营。

(1918年苏台德区根据民族自决加入奥地利,直到捷克军对当地进行了强制占领)

在议会和城市阶层并不如贵族阶层影响力广的匈牙利,马扎尔地主之间由来已久的传统网络起到了类似捷克黑手党的作用,只不过与一开始就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捷克人相比,这些马扎尔地主为了建立一个保守的匈牙利王国对外莱塔尼亚的斯拉夫人和左翼不择手段。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在战争末期至少20万匈牙利士兵已经从前线开小差回家,在保皇党们眼里这些人如果不能为新的匈牙利君主国提供土壤就等于为布尔什维克提供温床。在这个贵族圈子里,我们的作者将会见到贝希托尔德伯爵甚至从前线回来的蒂萨伯爵,这些1914年7月危机时的重臣们聚集在一起意味着他们的讨论将不会局限在匈牙利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未来,他们迟早会为那封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究竟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一场亡国之战而大吵一架甚至几架,有时连康拉德将军本人也会被卷进来——在他丢掉蒂罗尔集团军司令的位置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在作者的笔记里一睹这位终身主战派的真容。

(贝拉库恩将在3个月后回到匈牙利发起革命,此刻他正在俄国参加红军国际纵队)

译者集编:维也纳燃烧在革命的前夜(下)

在1918年接下来的笔记中我们依旧很难判断作者到底持有怎样的政治思想,在加入君主主义阵营的时候他似乎变成了《拉德茨基进行曲》里面特罗塔家族的化身,对哈布斯堡君主国有一种与他的受教育水平不太相称的朴素忠诚(我们甚至怀疑罗特在创作特罗塔家族系列的时候参考过作者的形象)并愿意付诸行动,但当他真正接触马扎尔地主武(sha)德(wen)充(zhu)沛(yi)的一面时他又陷入了动摇。这种事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频繁发生,无论是匈牙利保皇党、捷克自由派还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没能让作者卷入某种特定的思潮或运动中无法自拔,也许正如他在笔记里反复引述安东•莱哈尔的那样,作者在政治上唯一的坚持就是自己作为帝国“多余的”受教育阶层优柔寡断的那一面。但对作者这种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人来说,优柔寡断或许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里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而且更难的是这种人道主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居然没有要了他的性命。

当然,除了之前经常见于这本笔记的清谈之外,在接下来三个月里,我们的作者开始呈现出前所罕见行动力,但我们不应把他理解为在帝国最后的审判前姗姗来迟的英雄。作者本质上还是那个在帝国末年比起维也纳社会崩解更担心明天没法体面地吃饱饭(担心社会崩解是弗洛伊德教授做的事)的普通绅士,当1918年历史的灾难平等地降临在中欧每个人头上的时候,他只是表现出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戏剧性,其中他与M和A夫人的关系,以及这两段感情与帝国前途之间宿命的呼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本笔记里作者从未具体讲述过自己和A夫人的感情史,我们只能综合信件等其他资料进行粗略的推测,相比之下在1918年夏天作者与M的关系无疑是笔记的重头戏。虽然作者并没有像18岁少年那样把自己的笔记变成情书,但从给予M的篇幅来看,至少在1918年作者确实对M倾注了相当的感情。

然而,我们不应高估感情本身在两人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作者急着在6月的皮亚韦河攻势前和M结婚。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作者想要赶在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前用婚姻关系(反正在19世纪末这只是一种有民法典和教会背书的身份)为陷入风险的心上人提供保护,但考虑到他从一开始就清楚M的家世,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可能就带有一种利益交换的色彩。

而如果在把作者和M先生之间的关系和他对家里的听差奥托先生的安排联系起来,我们不难推断出他其实并没有自己在笔记里宣称的那样忠于皇帝、忠于哈布斯堡君主国,而是一直在为某种战前不可设想的未来做准备。如果说得更露骨一点,作者可能已经很现实地考虑了帝国分裂、捷克独立的可能性,甚至把捷克独立之后进行土地改革(这在现实历史中也确实发生了)收缴德意志人资产的风险也计算在内,让捷克人奥托先生返乡自然就是为了保障自己在帝国解体之后还能在新的民族国家世界里拥有一份不动产。即便在重新倒向A夫人之后,作者在捷克境内保留一份自己的祖产也毫无指摘之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进退皆宜的良方。

作为一位布拉格出身、没什么家世背景的小受封贵族,作者迄今为止的身家性命都挂靠在作为帝国首都的维也纳,而不是属于阿尔卑斯德意志人的奥地利(虽然他的母语是德语)。从这一点上说他的处境确实和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很像,但他又始终拒绝在笔记里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也许在大难临头的时刻恰恰是像他这样注定在未来没有根系的人首先需要为自己今后的生计煞费苦心,但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夕阳下,他也是帝国开明一面最好的理解者。随着双鹰旗下各民族开始蠢动,作者将亲自护送卡尔皇帝离开他们家族坐镇了六个半世纪的维也纳,当他满怀深情地目送皇帝的列车远去时,我们不能忘记他之所以能在1918年11月活着走到这一步既是靠他自己的精明和圆滑,也是因为他在意识和潜意识里对那个即将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深切的惋惜与执着。

(来源:英中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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