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欧美民粹主义的坚持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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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新冠疫情持续爆发四个多月以来,对欧美民粹主义思潮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民粹主义所坚持的“身份政治”和去“国际主义”主张并不能有效控制疫情,使得欧美各国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的支持率呈现高开低走的趋势,人们对传统政治家及其政党的期望与日剧增。另一方面,在此消彼长的局面下,民粹主义政客开始探索适应“后疫情时代”政治环境的转型,其政策面临沾染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色彩的抉择。

  图:代表民粹主义政治理念的“占领华尔街”告示牌 。

  图源:Wikipedia

  “身份政治”与去“国际主义”: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石

  拥护民粹主义的政治家长期秉持“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理念,始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思想抱有警惕甚至仇视的态度。

  政治哲学家杨-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者都试图对“身份政治”进行人格化(personalize),他们往往在运用“反精英主义”(anti-elite)和“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t)的修辞,强调自身的道德至高性,并否定政治对手的基本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持民粹主义理念的政客一旦成功获得国家权力,为建立个人关系网络、维持支持者的忠诚,寻求侵犯本应独立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劫持”国家机器来为寻租者输送利益,社会少数人群和脆弱政治共同体(community)的利益会被牺牲。

  进一步讲,民粹主义者大多视“国际主义”为威胁政治共同体的洪水猛兽。美国前情报官员、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跨大西洋安全项目主任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及该中心联络助理卡莉萨·尼切(Carisa Nietsche)近期在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撰文指出,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话语塑造当代政治中“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和“全球主义者”(globalist)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借机强调国家主权、领土边界、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民粹主义将外来事物建构为持续威胁国家的“邪恶外来力量”(sinister external forces),进而顺理成章地提出反对移民、为本国市场寻租主体提供保护以避免市场竞争、限制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在本国开展活动等政策主张。

  图: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上,一位西班牙民粹主义支持者举着写有“请听听人民的愤怒”字样的告示牌。图源:Wikipedia

  本国利益优先:欧美民粹政客的经济实践

  目前欧美各国政坛上活跃着不少被认为是民粹主义拥趸的政客,代表人物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部分评论认为桑德斯两度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美国左翼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巴西总统贾伊尔·波索纳罗(Jair Bolsonaro)等。这些政治家大多倾向以短期内本国利益优先的经济政策,尤其重视自身支持者的利益实现。

  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曾参加202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为例,其实行或提出的经济政策均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据美国知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经济政策研究主管迈克尔·R·斯特兰(Michael R。 Strain)认为,特朗普和桑德斯开出的经济“药方”本质上都是民粹主义观点驱动的产物,即意图改变所谓支持自由贸易的精英阶层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攫取私利的现状,不同的只是技术路线。

  例如,特朗普的选择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打起“贸易战”。表面上,特朗普对进口商品增加关税的做法增加了国内制造业的就业,但“贸易战”下,美国企业的中间原材料生产成本激增、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企业投资下降、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因反制措施大大削弱等恶果逐步展现。据迈克尔·R·斯特兰的统计,美国制造业的总体就业因“贸易战”萎缩了约1.4%,而制造业的产出并没有显著增长。如果民粹主义政治家继续把持总统职位,美国经济将面临一场灾难(Five more years of populism will be a disaster for America)。

  与特朗普相反,桑德斯则鼓吹“大政府”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据美国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经济政策专家布莱恩·里德(Brian Riedl)总结,桑德斯的全民医疗体系建设、免费大学教育等政策方案将导致联邦政府规模扩张至现存规模的两倍,美国的财政赤字将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不折不扣的灾难。更严重的是,桑德斯的民粹主义政府建立在“政府解决一切”的观点之上,使市场主体丧失创新动力、进而影响企业发展和民众就业,甚至造成社会上“成功有罪”(success should be punished)价值取向的流行。

  图:桑德斯的经济政策计划及其收支/图源:Portside

  倡导自由国际秩序?民粹主义的外交筹码

  另一方面,在外交行动上,民粹主义政治家更愿意顺全球多极化的趋势而为,以本国对特定大国的支持为筹码,寻求增进自身在国内的权力。由于民粹主义政治家对身份政治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秉持,其政策不可避免地面临人权保护、法治建设、腐败问题和尊重国内多元群体等议题上的指责。

  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亚历山大·A·库雷(Alexander A。 Cooley)与乔治敦大学副教授丹尼尔·H·奈克松(Daniel H。 Nexon)看来,在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中,以美国和欧洲各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强权国(liberal great powers)伪善地以此为借口压迫弱小国家,使其被迫改变本国政治、经济制度以适应该秩序的期望,促使民粹主义政治家寻求多极化下其他国际力量的支持。

  在外交实践中,不少民粹主义政治家选择转向以俄罗斯和中国为首的非传统西方秩序下的新增长极。他们不仅认为北京和莫斯科能够重建地区和国别合作的“新圈子”,提供商品来源和出口市场,从而打破了对传统西方国家市场的依赖;还相信中国等拥有强大国力和庞大体量的新兴国家不会干涉本国政治制度,更不会在经济体制条件、人权问题上作过多要求。具体说来,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就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多项建立在商品流通基础上的短期贷款等机遇。

  民粹主义虽遭疫情削弱却得“转机”?

  据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与卡莉萨·尼切研究,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党所获的支持正因疫情而削弱。面对疫情,民粹主义惯用的“身份政治”话语(即将人群分为腐败精英阶层和纯洁民众、挑起二者之间敌我对立、二元划分)的方法不再奏效。一方面,不同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疫情的爆发难以简单归咎于精英阶层。另一方面,疫情因其广阔的影响范围、深刻的危害程度而亟需全体人类团结起来与之对抗,这种团结削弱了民粹主义的支持基础;另外,疫情的传播无视国界等人为划定的界线,也使民粹主义政治家惯用的排斥外族、排斥少数人群的政策失效。

  此消彼长,疫情重建了民众对传统政党与专业人士的信心。无论是巴西总统波索纳罗还是拥护民粹主义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都没有及时有效地对疫情作出应对;相反,据美国政治网站POLITICO民调,疫情爆发以来,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所在的中右翼全民型政党(catch-all party)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支持率却在不断上升。这表明人们对应对有力、竞争有素的政治家和政党的期望与日剧增。

  与此同时,不少民粹主义政治家开始探索适应“后疫情时代”政治环境(post-coronavirus environment)的转型。在“后疫情时代”,民粹主义政治家既要面对失业率激增、经济不稳定、不平等加剧的困难状况,又可以利用中下层民众受疫情侵扰和经济衰退危害最深的“机遇”,进一步构建所谓的社会分裂和阶层对立。有鉴于此,部分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政策已有向传统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领导人行事靠近的迹象。

  首先,部分民粹主义领导人认识到疫情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局面。疫情之初,欧盟各国纷纷禁止重要医疗物资的出口和过境,以致如意大利兄弟党(Brothers of Italy)领袖、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家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等公开指责欧盟试图借援助意大利减缓疫情的机会侵占本国的战略资产。在疫情的紧张局势下,各国重新收紧边境管控,间接使民众对欧盟也产生了怀疑,比如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最新民调显示,意大利民众中认为作为欧盟成员不利于本国利益的占比由2018年的47%上升至67%。

  图:意大利兄弟党领袖、极右翼政客乔治亚·梅洛尼在2019年10月的公众集会上与参会者合影。图源:Bloomberg

  其次,部分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威权主义施政倾向更加明显。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为代表,3月30日,匈牙利议会通过法案授权总理欧尔班在“无限制的时间内”通过法令进行统治。在该法案通过后的两周内,欧尔班进一步攫取了为反对党竞选提供的资金,收购独立新闻媒体,宣布传播政府认定为有关病毒的“虚假”信息的行为将被判处监禁,从而严格限制病毒信息管控。即使在西式民主的源头英国,议会也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政府对疑似患者进行管控和隔离,禁止社会聚集。这些措施虽然是权宜之计,但在疫情结束时间难测、相关监管缺乏的状况下,更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提供了巩固权力的机会。

  图: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图源:《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尽管如此,现在断定民粹主义政治将愈演愈烈为时尚早。虽然疫情尚未见到拐点,但全球团结、共抗疫情的努力已初见成效。对于全球经济合作、政治对话而言,疫情是“危”也是“机”,关键更在于人类自身的选择。

  微信编辑:孔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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