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的2020:数字游民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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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毫无疑问的,延续了数个月的新冠疫情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在习惯了疫情期间几个月的远程工作后,人们再度开启了新阶段“数字游民”生活的想象。

对硅谷科技公司新贵爱彼迎(Airbnb)来说,这个春天并不好过。

新冠病毒疫情让全球旅游业几乎完全瘫痪,爱彼迎的互联网短租房和在地体验业务遭受沉重打击,今年的营收预计还不到去年的一半,并在五月初宣布裁员约四分之一。

但其首席执行官Brian Chesky却在彭博新闻社的采访中表示,他将新冠疫情视作商机:“人们将在疫情中意识到他们从此可以远程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也许Chesky看到的,是一个被新冠疫情推动出现的“数字游民”团体。

用实际行动支持他的是硅谷的邻居Twitter,两天前这家科技巨头证实,未来将会允许符合条件的员工无限期在家办公。

虽然预计这部分员工还会需要不时到办公室维修服务器或开会,但似乎Twitter已经在疫情开始后交通封锁的几周内发现远程办公无碍于效率,决定向远端化迈出第一步了。

而其他硅谷巨头也纷纷跟进,比如谷歌和脸书将把关闭办公室、要求员工远程工作的政策延长到2021年,亚马逊跟微软则是延到10 月。

随着抗疫的时间被拖得越来越长,这些公司可能也逐渐意识到,远端办公的效果或许会比预期的要好。

而如果越来越多的公司都把办公室变得可有可无,那就将非常催生出一个庞大的“数字游民”群体。“数字游民”这个词其实早就不是新概念了。

早在21世纪前的1997年,日立公司一个名叫Tsugio Makimoto的高管便用这个概念来命名他写的书。

在书中他大胆预测道:“未来的人类社会,高速的无线网络和强大的移动设备会打破职业和地理区域之间的界限,成千上万的人会卖掉房子,去拥抱一种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的同时周游世界的全新生活方式,这些人通过互联网赚钱第一世界水平的收入,却选择生活在那些发展中国家物价水平的地方,这些人可以被称作数字游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彻底脱离了朝九晚五的时间表、办公室格子间与令人烦恼的通勤。”

后来的发展果然如他所言。无线网络的带宽飞速增加,互联网在短短几年内从一小部分人摆脱现实的角落变成了几乎人人都无法脱离的生活必需品。

而构筑网络空间的需求也催生了一个新崛起的互联网从业者群体。对这部分人来说,他们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在不与他人面对面接触的前提下完成。

只要能下定决心选择自由职业的谋生方式,他们就能在生活中弹性地安排时间。

这其中的许多人也被伦敦、纽约等大都会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所扰,于是将“远程工作”的远程概念进一步拓展,选择流动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

数字游民它已经从从前一个冷门小众的概念,逐渐开始走入主流媒体的视野,并开始演变成为一种日渐流行的生活方式。

其实“地理套利”(Geo-arbitrage)这种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核心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被人们发现,有很多传统的自由职业者们其实早就开始了半数字游民生活。

比如许多作家都会选择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潜心创作,艺术家们则会在艺术品交易的旺季从隐居的市郊小镇里跑到伦敦、纽约或者巴塞尔参与几个月的社交活动。

而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由于完全不受地理位置限制,人们可以在任何有wifi的地方工作赚钱,即所谓的“地理不受限”,这赋予了他们地理套利的先决条件。

而与此同时,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也为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条件。国际航班不断增加,更多国家为发展旅游业而对远道而来的短租客打开国门。

巧合的是,生长在新千年之后的千禧一代从各个角度上来看都是相当没有归属的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稳定的生活兴趣寥寥,结婚率、住房自有率和生育率都很低。

结婚生子、购房买车这些象征着成家立业的标志对他们没有多少吸引力。

生活成本低、生活质量高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又一个数字游民聚居地。

这些聚居地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清迈、曼谷、乌布和胡志明市都是数字游民周游全球时颇为青睐的居住地,里斯本、马德里等低生活成本的欧洲城市也很受欢迎,另外还有墨西哥城等拉丁美洲城市。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哥伦比亚城市麦德林,在在上世纪80,90年代,这个城市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毒枭王国和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之一,今天却已经成为了西半球最大的数字游民据点。

阻碍数字游民潮流的一个最大问题,可能就是人们无法下定决心选择收入相对不稳定的自由职业。

无论是生产文字内容还是承接外包App开发项目,自由职业者们长期都处在“做一天工作赚一天钱”的状态之中,虽然地理套利往往让他们拥有相对较强的购买力,但许多人在思考起未来时还是会感到有压力。

而这次的疫情可能会撬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

不得不让员工远程工作数月之久的大部分公司都在疫情中发现,空空的办公室和网上进行的会议似乎并不影响工作效率,以Twitter为代表的部分公司便已经开始迈出全部远程办公的第一步。

当数字游民们不仅可以以自由职业者面貌出现,而是身负公司提供的合同与社会保障时,他们的流动性将被极大增强,可以在喜欢的地方住上几年,也可以在一个地方拍张照片就走,可以在冬天去普吉岛,下班后去海边潜水,也可以在夏天去挪威避暑,享受动辄十八小时的白昼阳光。

这个高流动性的工作群体想必会受到旅游业的欢迎,对旅游服务的供应商,包括旅游景区、田园综合体、汽车营地、酒店、民宿等,都将是极大的利好,而爱彼迎这类互联网旅游业巨头亦会掘到新的金矿。

疫情中,纽约,伦敦和巴黎的许多年轻劳动者被迫天天呆在空间有限、多数时候需要和人合租的小公寓里。

一方面他们和雇主都发现工作任务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阻碍地照常完成,另一方面解封复工却遥遥无期,即使夏天有望基本解封,各国政府仍然不鼓励贸然出国旅游。

在疫情终于过去之后,这些从事互联网、创意、文字甚至法律行业的工作人员们会再度加入到每天早晚高峰的通勤大潮中,还是打包预定最近的一班航班前往清迈、 麦德林或者巴厘岛,入住在爱彼迎租下的公寓?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在今年年底就会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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