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源放歌有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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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条河流,不渴望歌唱。

又到高原吐绿时。沱沱河畔、青藏路旁,藏羚羊群在保护队员和来往车流的“注视礼”间信步迁徙,长江水滋养着生物种群不断繁衍壮大;牛头碑下、鄂陵湖边,举目一派水草丰美,湖天一色,“黄河源头千湖县”青海玛多的湖泊数已达5050个,创历史新高;杂多县昂赛乡澜沧江大峡谷,放下牧鞭的牧民们转型为生态管护员,“邂逅”雪豹已是寻常……

从上世纪末的生态恶化,到背水一战的全面治理,如今站在国家公园新起点的三江源,正用“啃硬骨头”精神闯出改革新路子、以“绣花功夫”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了谁”的情怀促进生态与民生共赢。

再破再立开新局——

从“九龙治水”到“一块牌子管到底”

历经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的十年治理,“中华水塔”水资源量增加了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

十年破局、生态向好,为改革再深化做足了准备。一期工程告捷的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多年来,中国形成了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水利风景区等10多类保护地并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数量最多时达到上万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点出了长期以来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体制短板:九龙治水、条块分割、政出多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对记者说,“林业、环保、国土、水利各部门都在管,谁都管不全,谁都管不到底。”

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先行先试的三江源,需要再次打破固有生态保护模式,探索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新机制。

仁青多杰在黄河源头玛多县的公安、国土等多部门工作过,“国土执法负责打击非法占地、盗采矿产,而破坏草场行为则归草原监理站管,水污染涉及环保执法,水土保持涉及水利执法,非法捕捞又由渔政执法管”。

这却让群众犯了难。“玛多地广人稀,许多盗采、盗猎案件线索都来自牧民举报,可群众搞不清政府部门分工,一概都拨打‘110’电话,然后公安系统再根据举报内容向相关部门移交,很多案件又不是一个部门能处理得了,比如盗采行为,既破坏矿产,也毁坏草场,更会污染水体,一起案件,往往需要公安、国土、农牧、环保几个部门同时出动。”仁青多杰对记者坦言。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后,组建了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管委会。国土、环保、水利、林业等县级主管部门一体纳入管委会,整合下设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而县森林公安、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执法机构,也整合成管委会下资源环境执法局一家。仁青多杰成为黄河源园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执法大队首任队长。

机制改革不到1个月,一桩盗采砂金大案告破。

一天午饭后,有牧民举报,花石峡镇吉日迈村山沟里有不明人员在河道采金。仁青多杰当即带领人员赶赴现场。这个村子距离县城上百公里,从村子到案发地还有十几公里,而且没有硬化路,赶过去少说也得4个小时。“按以前的执法效率,很有可能扑个空。”仁青多杰说,这一回,“攥指成拳”的执法大队快速出击,让非法采金者措手不及,“作案人员仓皇逃窜,工具、行李还有‘金把头’的身份证都没来得及带走,我们将赃物移交公安,很快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国家公园“一块牌子管到底”,效果立竿见影。体制试点以来,青海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原创性改革,改变了“九龙治水”局面,解决了执法监管“碎片化”问题,理顺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关系,走出了一条富有三江源特点、青海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创新之路。

推进治理现代化——

让最美自然享有最优保护

西南财经大学网名为“薇薇儿赵”的学生小赵,刚刚在手机上“粉”了一位新好友:三江源国家公园官方微博。

“猜谜啦:缩小版的老虎、放大版的猫,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是什么?”

“萌极了!谁想要藏狐的表情包?”

“张张都是屏保!这里,有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源头……”

“还能这么玩?”对小赵来说,从此国家公园不在远方,而在指尖。

2017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全面上线,“换个面孔和你约”,很快“俘获”了众多粉丝的“芳心”,其中不乏“00后”的年轻人。这是中国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诞生的首个官方“两微一网”,让公众期待的国家公园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

同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正式施行,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法规:采矿、砍伐、狩猎、捕捞、开垦……《条例》对国家公园内多项违法行为细化落实了法律责任。

探路国家公园体制,需要高标准、高起点、高水平建设,需要在全新平台上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试点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先后编制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及三江源生态保护、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产业发展和特许经营等5个专项规划,还有科研科普、访客管理等12个管理办法。“通过建章立制完善治理体系,旨在高标准、高水平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搭建平台,促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科学化、系统化、现代化。”赫万成对记者表示。

同时,三江源国家公园还与航天科技集团、中科院等科研院所及中国移动等电信服务商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统筹实施了三江源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三江源国家公园卫星通信、生态大数据中心等8大类生态保护能力建设项目,人力与科技支撑水平明显增强。

来自青海大学农牧学院的准“00后”蔡宗贞,报名成为该校首批“国家公园专业班”的学生。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青海大学签订了人才培养协议,开设相关课程,旨在培养有志于三江源保护的专业技术人才。

“开班伊始,就收到来自各个院系的191份报名申请,受欢迎程度超乎预料。”青海大学教务处处长赵常丽告诉记者,“国家公园专业班并非能拿到学位的专业,而是一个培养方向,设30个学分,进行针对性较强的课程学习,希望有朝一日培养出扎得下、想干事、懂技术的三江源未来管理者。”

“同学们都是利用晚上和周末上课,从兴趣出发,乐此不疲。”蔡宗贞特别希望将来能在国家公园从事环境生态学研究,“三江源有一种神奇的魅力,算是追逐自己的一个梦。”

人与自然谋共生——

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

登山巅、爬深沟、钻丛林、蹚河道……一批马背上的卫士,如今活跃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的澜沧江大峡谷。

今年3月以来,昂赛乡管护站分批次组织辖区1500余名生态管护员,对澜沧江流域开展了无死角的地毯式反盗猎巡护排查工作,进一步清理了隐患苗头。

“每天晚上,把巡护区域和路线发到微信群里,大伙儿领了任务,第二天一大早就骑马出发。”牧民索南对工作安排得十分细致:发现辖区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建立台账,绘制出精细的分布图,之后采取“全面巡护+野生动物活跃点重点巡护+定期专项巡护”的方式,对野生动物开展保护——这也是近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园区根据高山深峡的地形特点摸索出来的巡护模式,得到了牧民管护员们的积极响应。

“绿色发展,离不开生态惠民。”赫万成告诉记者一组数据: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初,园区内的6.5万人口中,就有2.4万是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所在地区经济来源普遍单一,基础设施匮乏,公共服务滞后。”

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答案是:探索生态管护员公益岗位机制,按月发放报酬,年终进行考核,实行动态管理,且落实精准脱贫原则,生态管护员中一半以上来自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要实现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核心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模式。”赫万成说。

截至目前,17211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内全面实现了“一户一岗”。在财政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青海多方筹措资金,3年来共投入5亿多元,帮助生态管护员户均年收入增加2.16万元。

管护员闹布桑周的管护区,在青藏公路旁的风火山。碰到牧民时,他一边打着招呼,一边数着人家的牦牛数,“不能超过载畜量”。夏初,正是野生动物的迁徙季节,前不久,闹布桑周巡护途中“邂逅”了一批多达30余头的野牦牛群,“野生动物活跃在距离公路这么近的草场,实在罕见”。

“牧民正逐渐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与红利共享者。”赫万成强调,“国家公园建设的核心在于解决人的问题,提升各方获得感,使牧民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受益者,才能激发保护生态的内生动力。”

换言之,生态和民生,鱼和熊掌可兼得。

奔腾咆哮的通天河,流经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岗当村,身穿救生衣的更尕才让,和一群康巴汉子,经常漂流巡线在宽阔的河面上。放下牧鞭,当起巡护员,守护在8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这些汉子们本身就是一道风景。沿着河流往下走,被称作“长江”。

“我们可不是来观光的。”更尕才让风趣地说,“我们每个月要进行3次集中大规模巡护,调查、记录、保护这里的野生动植物等生态资源,打击盗猎盗采等违法活动。”

河岸旁一处陡峻的山崖上,数十只野生动物岩羊的身影,吸引了队员们的视线。“岩羊是重要的生态指标物种。”更尕才让兴奋不已,“这么一大批在这里活动,附近很可能藏着雪豹!这两年发现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马麝、白唇鹿、盘羊,都不稀罕了,说明生态保护越来越好。”(记者 刘成友 姜峰)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06月30日   第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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