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典藏 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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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总馆南区。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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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兴(国图典藏阅览部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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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前(国图古籍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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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财(国图参考咨询部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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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田(国图研究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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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更生(国图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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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总馆北区中文图书阅览室。  资料照片

核心阅读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一辈子跟书打交道的人比比皆是。多年来,一代代国图人围绕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目标,不弃微末、久久为功,默默付出智慧和力量。国图能成为馆藏近4000万册(件)的亚洲最大图书馆,成为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他们功不可没。

“无论将来做什么工作,一辈子都不要离开书”

在国图工作意味着责任。这份责任既来自“国家”的高度和水准,也来自工作的特殊性。就古籍而言,国图收藏了中国历代典籍精华,《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赵城金藏》“敦煌遗书”,等等,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宝统统典藏于此,国图承担着赓续中华文脉的使命与职责。

“不容有失啊,不容有失。”古籍善本专家赵前在国图工作了42年,37年与古籍相伴。古籍善本是经过严格校勘、极少缺字讹误的文化精品,但时间的流逝会造成它们的毁损。温度、湿度、空气洁净度、紫外线含量等,都悄无声息地对古籍造成影响。

温度20摄氏度、湿度50%的古籍善本库房,让赵前最感亲切:这里每一部古籍善本都有几百上千岁,必须极其小心呵护。“水杯只能放在饮水处,阅览不准使用圆珠笔、钢笔记录……”十几条规矩,赵前脱口而出。

爱书敬书是国图传统。赵前之所以对古籍如此爱护,和老一辈的表率密不可分。有的古籍纸张发脆,打开一次就会掉纸屑。有一次,馆里的版本鉴定专家冀淑英要查阅一部寸纸寸金的宋版书。阅后冀先生洗净双手,回来发现阅览桌的红丝绒布上,多了一丝纸屑。冀淑英急忙起身,颤抖着把纸屑捡起来,神色凝重……

“冀先生多希望纸屑能重新回到书上。我感觉那种表情压根儿不像对古籍,更像对一位长者。我查阅古籍时都会轻拿轻放。时间长了,爱护古籍就像本能一样了。”赵前说。

“2007年,我们收购了加拿大华人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曾在国图古籍馆工作了20多年的林世田说,近代以来大批中华古籍流落海外,国家图书馆一直尽力访求。通过一代代专家努力,国图收藏的古籍特藏总数达300余万册(件)。同时,国图成为世界上收藏《永乐大典》最多的图书馆。

林世田说:“大学毕业时,导师对我说,无论将来做什么工作,一辈子都不要离开书。结果我毕业分配到国图,一下子掉进书堆里。”

不同于一般文献,古籍还是文物,特别是善本古籍更珍贵。“国外做过试验,古籍每打开一次就会缩减60年寿命。”林世田说。因此必须通过影印出版、善本再造和数字化,使古籍化身千百,才能解决保护和使用之间的矛盾。

林世田在古籍馆工作期间参与了英国国家图书馆发起的“国际敦煌项目”,与英、法、俄、德、日、韩等国的同行们一起,把敦煌文献数字化成果发布到网上。“以前有人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为什么呢?当时我们条件有限,没办法去国外图书馆看敦煌文献原件,所以我们怎么也做不过国外。有了数字化,文献统一格式、统一标准、统一检索,全是高清大图,大大方便了学者研究使用。相当于把敦煌藏经洞搬上了网。”林世田说。

“长期跟文献磨合,工作才能得心应手”

你如果问在国图参考咨询部工作了35年的刘庆财什么时候最高兴,他一准儿告诉你:“读者找不到的资料,我们找到了,那时最高兴。”图书馆是知识宝库,但如果不知道宝藏藏于何处,很可能会身入宝山却空手而归。此时,就需要参考咨询部馆员的帮助。

大至国家建设规划,小至一张文物照片,只要读者提出需求,刘庆财和同事们都会竭力查找。时针拨回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山体崩塌、河流受阻,形成多个堰塞湖,下游百姓的焦急和忧虑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如何安全有效地破解堰塞湖难题?有关部门向国图发来求助,参考咨询部的馆员们紧急动员,反复检索全世界相关图书馆馆藏。他们发现相关资料后,赶紧通过馆际互借发出文献申请。拿到的资料,为解决堰塞湖难题及时提供了重要参考。

刘庆财心里也苦过。上世纪90年代,英语专业毕业后去外企并非难事。图书馆工作收入不高,不少人辞职。与刘庆财同期进入国图的10多人里,至今还在图书馆系统的只有3人,留在文献咨询岗位的只有刘庆财自己。“坚守一个领域不放松,总有一天能有所建树。”刘庆财说:“文献咨询工作依赖广泛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必须长期跟文献磨合,工作才能得心应手。”

“为人找书不易,为书找人更难。”曾在国图社会教育部工作、跟阅读推广打了15年交道的汤更生说,自己最高兴的就是“我们策划的公开课、讲座一座难求,那种心里的高兴,可真带劲儿!”

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图书馆界关于“藏”与“用”孰轻孰重,论证一直持续。即便是纸质书、电子书、数据库、口述史等多载体、多形态文献应搜尽搜,应藏尽藏,文献利用率和服务效能的提升也始终是大课题。图书馆是国家文明的宝库,在这里工作的馆员,既是寻宝人、护宝人,也是传宝人。如何充分发挥馆藏,让更多宝藏为人所知、为人所爱、为人所用,让更多读者在图书馆里发现自己的“新大陆”,这是汤更生一直思考的问题。

2004年,“4·23世界读书日”让她找到了突破口。“世界读书日”是全球爱书人的节日,可以利用这个契机举办一场面向公众的活动,推广阅读,宣传图书馆,扩大读者面。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世界读书日”还不像现在这样为人们所知,信息传播尚不发达,一切要从零开始。但馆员们意气风发,说干就干,不但组织起近400人的图书朗诵和名家演讲等活动,还把“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请来为活动揭幕。

此后,每到“4·23”,全国各级图书馆也会举办阅读活动。国图的名家讲座连接学术大家与社会公众、国图公开课借鉴慕课推送线上课程、中国记忆展览系统整理影像文献资料……一场场活动、一个个项目,唤醒沉睡的藏书,激活典籍里的文字,让更多人投入阅读怀抱,爱上图书馆。

巧的是,汤更生丈夫的生日也是4月23日。每年这个时候忙得不可开交的汤更生,根本没时间张罗丈夫的生日,“我先生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嫁给阅读’的人。”

“他们不仅是读者,也是我的亲人”

在国图,有一位从事中文图书外借服务的馆员,熟悉的读者都称他王老师。王老师总是面带微笑,亲切和气,读者的提问再多,他也从来不会厌烦。许多老读者每次来馆除了看书借书,还会找他唠唠家常。“在我眼里,他们不仅是读者,也是我的亲人。”“王老师”名叫王宝兴,他说,“不管是谁,只要来馆,有困难我就帮。”

读者找不到书失落沮丧时,王宝兴第一时间找到备份本送过去;读者日常生活中有困难,王宝兴想方设法帮助;读者过生日,王宝兴总发去祝福短信……

国图藏书量巨大、借阅频繁,有时读者大老远来馆,却借不到想要的书,难免心里不愉快。王宝兴专门建立工作笔记,一条条追根溯源了解原因,再分门别类,总结归纳。如果书目还在编目或已被借走或送去修补,没有上架,王宝兴便记下读者的联系方式,并时刻跟进书籍状态。

曾经一套书由于数目太大,一直显示“文献加工中”,王宝兴坚持近4个月,才等到图书上架。当他打电话告诉读者书可借阅的时候,读者十分欣喜……这位读者到馆后,看到面前等待了4个月的书,像邂逅久别重逢的老友,非常激动,后来还专门写了表扬信。

王宝兴刚到国图工作时,连续几年的大年初一,都会看见一位老大爷来馆给中文外借组的同事们拜年。“老大爷那时候有70多岁了,一大早从昌平坐公交车过来,身上还背着编织袋,里面装着花生、瓜子,送给馆员们吃,一进馆满头大汗……”

原来,他为一家炼钢企业做技术顾问,经常来馆里查资料,中文外借组的同事们为他找了好多书和资料,通过阅读与研究,大爷申请了与直接还原铁有关的多项国家专利,所以非常感激。从那时起,深受感动的王宝兴便下定决心,“我要把读者当亲人。”

“藏书、读者和馆员,这是图书馆工作三要素,馆员就是藏书与读者的桥梁。这座桥坚固与否、宽阔与否,决定了知识能否顺利抵达读者。”刘庆财说,“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正是通过图书馆员实现的。一辈子努力做好这一件事,我们就是幸福的人。”

忠于选择 笃定坚守(记者手记)

采访国图专家们,记者始终被他们脸上飞扬的神采所吸引。谈起一辈子的工作,他们表情生动,眼含光芒,仿佛有数不清的话要说。岗位上的点滴就像发生在昨天,新奇、鲜活、清晰。专家们待工作若待爱人,心坚贞而纯洁,情真挚而热忱。

他们的工作,也是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国之大业。长期研究一个领域,他们成为术业有专攻的行家;亲切对待每个读者,他们赢得社会公众的赞誉。人一生能与这样的工作紧密相连,幸甚至哉!他们工作不为褒奖赞誉,只为安放内心的选择和真情。他们的人生启示我们:不管时代激流如何奔涌,坚守自己的岗位,一步步进取,一点点成长,同心同行,就能行稳致远,造福社会。(人民日报记者 张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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