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平庸”离我们到底有多近:从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到 N 号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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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现在

撰稿丨姚家怡

为什么,我们要读一则 22 年前的新闻?

翻开《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映入眼中的一句话是 ”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名女大学生在琦玉县 JR 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 “。此书由调查记者写成,以追踪报道这起凶案的手记为基础内容,它的日文版出版于 2000 年,而简体中文版则是上个月刚刚出版,距离核心新闻事件已经过去近 22 年。

在豆瓣网上,《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进入了 ” 非虚构类热门榜 “,排名还正在上升。不过,对于熟悉《纽约客》非虚构风格的读者来说,它的文风恐怕不是想象中的那股味。作者清水洁是个略显啰嗦的大叔,文字非但没有刻意铺排,还会反复叨念一些重要理念;更大的差别还在于题材,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是一个十足的硬新闻。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 日 ] 清水洁著,王华懋译,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

那么,回到最开头的问题,在这个新闻过了一天都没有时效的年头,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一则旧闻?老套的说法是,它所折射的社会问题,至今仍未过时。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本质是一起性别暴力事件,被杀死的女大学生长期遭到 ” 前男友 ” 的跟踪和恐吓,求助时却处处碰壁,最后被杀害。在今天,同类的新闻事件,仍时有发生。

此外,全书的线索正是记者调查追凶的手记,它值得关心新闻业的人去读一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统计说中国的调查记者数量又少了,不过调查记者的工作内容并不为人熟悉,本书可谓是相当真实的还原——包括再现了工作的枯燥和无用功。而本书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调查记者的价值。

当然,如果你仅仅是想看一个真实的日本纪实故事,这本书也不会令你失望。

一起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爱情恐怖分子 ” 的分手暴力

” 我的女儿被杀害了三次,第一次是罪犯,第二次是怠于调查的警方,第三次是伤害她名誉的媒体。” 在《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腰封上,赫然写着这三行字,这是受害者父亲接受采访时讲出的话。

受害者猪野诗织是 21 岁的大学生,她在上学的必经地桶川车站被凶手用刀捅死。当时还是中午,车站人流不少,可谓光天化日下的谋杀,但凶手在混乱中逃跑了。这起案件最初被认为是公共场所随机杀人事件,然而受害者猪野诗织的亲友却道出另一个版本——这是一起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诗织生前给亲友交付了一个遗言: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受害者猪野诗织生前的照片。图片来源:newstopics.jp

小松的全名是小松和人,他是诗织短暂交往过的男友,也是一个有暴力倾向和黑道背景的男人——在交往前,他伪造了身份,诗织甚至到死都还不知道其真实职业,只觉得小松 ” 背景雄厚 “。最后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他确实是幕后真凶,是他唆使黑道小弟把诗织杀死的。

这起案件,还得先从案发的大半年前说起。当诗织提出想分手后,小松暴怒,并威胁要通过关系让她爸爸丢工作,又说分手后找人强奸她,再散布她被强奸的录影。同时,小松收买了诗织的朋友,随时监控她的举动,不知情的诗织真以为小松有雄厚背景,能洞悉她的一切,更不敢违背他。后来,诗织实在受不了小松的控制,坚决分手,小松便派黑道小弟跟踪骚扰她,在诗织家的社区散发羞辱她的援交小卡片,把恐吓信寄到诗织爸爸的公司。

如此分手暴力的情节,我们早已无比熟悉,社交媒体上时常能看到类似的求助,不同的只是程度轻重,前任杀人这种新闻固然骇人听闻,但亦不陌生,例如去年中旬在河南发生的恶劣事件:一个年轻女子被前男友当街打致重伤而死。

分手暴力并不局限于分手时发生,它又可称为恋爱暴力或约会暴力,世界卫生组织有对恋爱暴力(Courtship Violence)进行过概念解释,即在亲密关系里,不论发生在异性恋或同性恋上,任何过度控制或攻击行为,无论借着言语、情感、身体、性关系或综合的形式出现,均可归入其中。在 2008 年时,台湾地区的 ” 现代妇女基金会 ” 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全台每个月平均有 14.7 件恋爱暴力、分手暴力和情杀的新闻报道,更有 44% 的受访民众表示,曾在交往中遇到 ” 爱情恐怖分子 “。

现实确实如此,惨案发生了,甚至把目光放到 22 年后的今天,同类惨案依然在发生——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 但是,为什么?” 这是本书前言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推动整本书的主线问题。某程度上,诗织父亲说到的三次杀害,正是一句回答。

回到桶川案来,诗织可不是被动的受害者,她在洞察到小松是恐怖情人后,就一直随身带着录音机,把他的威胁言论偷偷录下来。诗织的父母更是一直支持她,从未责怪过她给家里添麻烦。

即便诗织认为 ” 证据确凿 “,报案也并不顺利。诗织生前给朋友听过录音证据,这名朋友后来告诉作者,录音非常恐怖,小松直接说出过 ” 逼到(诗织)家破人亡 “、” 你等着去卖身 ” 的话。

桶川案现场调查照片。图片来源:NHK

但在警察局里,一名警员却这么回复报案的诗织:” 收了人家这么多礼物才说分手,男人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得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方是不能插手的。” 整个警察局里,仅有一名年轻警员觉得这是恐吓。诗织和父母费了两天在警察局说明情况,最终只得到了 ” 很难立案 ” 的回复。

在小松骚扰行为升级到在社区散发小卡片羞辱诗织之后,她第二次报警,要提起刑事名誉妨碍诉讼。当时诗织以为,警察会帮助她。结果警方受理之后,一直在消极拖延,甚至暗示诉讼很麻烦、会影响她学业,最后还派出一个警员上门劝说诗织撤诉。

警察的态度,令诗织陷入绝望。在她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小松的骚扰还在升级,她每天活在死亡的恐惧中,甚至已经写好遗书。

诗织被杀的时候,距离她第二次报案刚过去两个月;而用刀捅死诗织的凶手,正是她一直控诉的骚扰者小松的手下。案发之后,不管是诗织的亲友,还是本书的作者,都意识到警察的不作为,错过了挽救诗织性命的机会。

因此,在报道的后期,也是嫌疑人被捕后,作者的报道重心便转向了揭露警察失职,以及受害者孤立无援的结构性困境。其中的报道被国会议员援引,用来质问警察厅的刑事局长,逼着警方内部调查此事,最后三名直接玩忽职守的警员被判刑,警方在记者会上道歉认错。

诗织父母对该县警方提出国家赔偿诉讼,希望认定诗织的死亡和警察的失职存在因果关系,诗织父母认为 ” 如果警察好好办案,我的女儿就不会死了 “,那么认定两者的因果关系后,才能避免同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可是,诉讼过程异常痛苦,作为被告的警方用尽办法来打击原告的证据,说父母没有尽责保护女儿,还不断地挖诗织的隐私进行羞辱,说她是性观念开放、索讨昂贵礼物的女性。

经过上诉后,诗织父母拿到了一笔赔偿金,但最希望证实的诗织死亡与警察失职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判决的支持。诗织父亲猪野宪一在桶川案后,至今仍四处演讲,呼吁公众关注分手暴力、跟踪纠缠行为问题等。

诗织父亲在一所警察学校演讲。图片来源:产经新闻

据联合国的资料,跟踪和街头骚扰是女性经常遭受的暴力行为;不过,在法律上明确界定跟踪行为,且立法 ” 反跟踪 ” 的国家却是少数,例如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时制定了相关法律。桶川案留下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国会通过这部法律的日期,恰好就是诗织的生忌。

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规定,受害者可以起诉恋爱关系中的纠缠行为,而警察也可以对这类行为作出警告、禁止令和罚款。该法在 2016 年经过一次修订,修订后把社交媒体上的持续骚扰也纳入到跟踪纠缠行为中,同时加重了处罚力度。据现行法律,被告可被处以一年以下的监禁或 100 万日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禁止令实施 ” 跟踪 ” 行为者,可处以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200 万日元以下罚款。

每年,日本警察厅都会公布跟踪骚扰咨询的数量:从 2013 年起,每年跟踪骚扰咨询的数量都在 2 万宗以上,而 2020 年则有 20189 宗。此外,警察厅还计划提交一项法律修正案,禁止擅自安装卫星定位系统(GPS)设备。

媒体、警察与记者俱乐部:” 恕我们无法接受采访 “

作者清水洁对桶川案的追踪报道持续了五个月,不仅做了独家报道,还早于警察锁定到实行犯的住所。在后期,清水洁则大胆地把焦点聚集到警察失职的问题上,作为嘉宾上电视节目,直接提出警方办案时的疑点。当他在书里回顾这段经历时,他作了一个比喻,诗织的遗言——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像就一场接力赛,她把遗言托付给朋友,朋友又在采访时告诉了他;此刻,接力棒交到他手中了,他必须再把棒子交出去,让公众听到诗织的遗言。

在书的最后部分,清水洁常常写出一串串反问句,为什么警察听不到她的求助?为什么家属的声音被掩盖?为什么一个普通市民会死于非命?毕竟这本书不是新闻报道,清水洁在书里也会直接表露个人的情感和态度。

一串串的反问,大概也是推动他持续报道的动力。在结尾处,他提到书写时对是否采用第一人称纠结了许久。毕竟,在社会纪实报道的书中,” 我 ” 是不太合适出现的。但在调查过程中,许多人给了他力量,这些影响着 ” 我 ” 的因素,功不可没,而他内心也确实存有愤怒。因此,他最终以第一人称写成本书:” 我只是个普通的记者,我觉得就算我一个人拼命挣扎也不能怎么样。对我而言,与这次采访有关的每一个人的‘感情’才是原动力,也是推动整起案件的‘力量’。”

清水洁接受杂志采访时的肖像照。图片来源:清水洁 Facebook

当然,普通记者也确实践行了报道要磨破鞋的 ” 祖训 “。案发的最初,清水洁在桶川车站拦下每一个献花人的打听;在新宿街头打听时,问了超过 300 个路人;找来金属探测仪,试图在灌木丛里找凶器;还有在嫌疑人可能出没的地方,日夜蹲守着。这些功夫不见得都有用,但作为记者,他都得做,书中常常有他假日被电话叫去工作,正准备休息,又临时要开车出发的场景,正是一次次的 ” 碰运气 “,他滚雪球式地找到核心受访者,以及拼凑出实行犯的窝点。

清水洁工作的勤恳及其报道的成果,固然配得上介绍栏中 ” 著名调查记者 ” 这六个字;不过,他在书中总是自嘲为 ” 三流 ” 记者。所谓的 ” 三流 “,说的不是能力,而是周刊记者的出身。

报道桶川案时,清水洁还在周刊《FOCUS》任职。正如他本人所说,周刊给人的印象是耸人听闻的标题、愚蠢至极的丑闻和强势粗暴的采访,周刊记者在日本似乎注定被贴上 ” 三流 ” 标签。周刊更像小报,热衷于爆料,不过他们的报道范围不限于娱乐新闻,加上受到的管制更少,周刊反而有空间曝光出政坛丑闻,甚至像桶川案这样做出独家调查,例如近期首相菅义伟儿子涉嫌 ” 政商勾结 ” 的丑闻,就最先由周刊曝光。

追踪桶川案的过程,也驱使清水洁思考日本的传媒环境和制度,正是因为他任职于被边缘化的 ” 三流 ” 媒体,不能成为记者俱乐部的成员,才有机会报道出桶川案的真相。

记者俱乐部是本书常常提到的地方,它是日本新闻界独特的组织,既有记者协会的功能,可以集体发声、与政府争取采访,也是政府控制资讯发放的渠道。据《朝日新闻》统计,在 1996 年时,全日本有 781 个记者俱乐部,遍布于各级政府部门、商会、政党等机构。

记者俱乐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90 年时报社自发组成的议会采访团。自 1941 年开始,记者俱乐部的设立归属于政府部门,成为政府发布信息的专属渠道,至今仍然是类似的功能。在常规新闻发布中,政府部门会优先提供给记者俱乐部成员提供资料,成员提交的采访申请也更容易通过;此外,记者俱乐部的费用,大部分来自政府公费。如此一来,记者俱乐部和政府部门的关系更接近于 ” 自己人 “,不论记者本人是否相信政府部门投喂的 ” 权威 ” 信息,他们在报道时大多不会偏离,毕竟那是官方权威发布,而且丧失会员资格是一件麻烦事。

《FOCUS》杂志 2000 年 3 月刊,封面报道即关于桶川案中警方行为问题。图片来源:https://auctions.yahoo.co.jp/

清水洁报道桶川案的期间,记者俱乐部还是一个有着极强排他性的组织,只有获得认可的报社、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才能参与,至于周刊记者、自由记者、外媒等都难以入会。记者俱乐部资讯垄断的反面,便是非俱乐部成员的采访权受限制。在书中,清水洁就提到过,非俱乐部成员无法参加警方新闻发布会,向警方领导提出采访申请时,得到的回复是 ” 如果不是记者俱乐部成员,恕我们无法接受采访 “。

同时,记者俱乐部内部也有统一 ” 采访协定方针 “,成员要步调一致,抢先发布新闻等都是不允许的。长久以来,俱乐部的记者更像一群专属传声筒;这个组织的排他性和规则,也与新闻采访自由相违背。

清水洁对记者俱乐部颇为厌烦,不仅因为它把周刊记者挡在门外,更是察觉到这种机制对记者和新闻报道的影响——官方信息可能会故意把记者导向有利于自己部门的方向,如果记者满足于接收官方信息,那么当信息源有问题时,报道会被扭曲得多可怕?又因为这些都是权威媒体,它们传播能力强大,扭曲的报道更会掩盖住真相。

当清水洁调查到诗织生前曾经报案,可是警察一直不作为后,他意识到警察局在记者会上有误导的嫌疑。他最初打听第一场记者会内容时,就觉得奇怪,怎么全场都是过于详尽的被害人描述——黑色迷你裙、厚底长靴、普拉达的背包、古驰手表等;后来,他才意识到,警察在极力塑造死者诗织是 ” 不良少女 “、” 拜金 ” 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描述确实影响着早期报道。其后,警察仍在向记者暗示,诗织做过公关小姐。这些信息,不过是希望记者觉得案件不重要,并把舆论引向受害者自己不检点。

清水洁还在一个记者会录像带里,看到警察在 ” 演示 ” 诗织被刺中部位时,是翘起屁股,用手拍打自己的腰部,边说应该是 ” 腰子 ” 边哈哈笑,整个记者会完全不像凶案新闻发布。清水洁推测,警察觉得记者俱乐部都是自己人,因此笑着做凶案发布也没关系;然而,这种态度也会影响记者判断。

警方记者会视频截图。截图自 Youtube 视频

加入记者俱乐部,固然不会阻碍记者调查。但像桶川案这样,记者每天接收着误导性的 ” 权威 ” 信息,而同行也大多基于这种信息做报道时,要发出切入点不同的报道并不容易。至于记者俱乐部与警察局的紧密关系,直接质疑警察更是难以办到。

如今,记者俱乐部已经有不少改革。而且基于信息公开的原则,政府部门会直接公开发布消息,不再需要专属传声筒,有的地方机构已经撤销了记者俱乐部。书中反映的机制问题,也可以泛化理解为不透明、垄断资讯的环境和思维模式,会如何损害新闻行业。

本书写完的一年后,清水洁工作了 18 年的周刊《FOCUS》停刊,他转到电视台工作,不再是 ” 三流 ” 记者,但他始终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只是前往现场、采访。他在另一本书里如此描述自己的状态:” 我埋没在忙着采访每一天的街头新闻和节目制作的年轻工作人员当中,执著于单一案件、事故,找来对他们来说应该很神秘的消息,偷偷摸摸地采访。但我依旧像杂志记者时代那样追踪杀人犯、调查警方撒手不管的未侦破案件等等,工作一样脚踏实地。”

” 恶之平庸 “:普通人也有能力选择善良

媒体和看客责任,不算是《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主线,不过是其中重要的衍生内容。

受害者诗织的爸爸直接说过,伤害女儿名誉的媒体也是 ” 凶手 “,指的就是媒体报道时的 ” 受害者有罪 ” 倾向,包括以装扮来评价她不是正经人;在卖酒的餐厅工作过,就说她是公关小姐;等等。即便事实如此,一个这样的女性也不该被杀死,更何况这些都是有偏颇的资料,诗织只是一个普通女大学生。

报道的细节,固然和警方 ” 喂料 ” 时的倾向有关,但跟媒体博眼球的偏好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报道前,虽然清水洁在立场上认为,诗织是受害者,而且不管哪种意义上都没有过错,但他也明白,年轻女性被跟踪狂攻击这种新闻出来,多数媒体都会写出女方可能也有过失的报道。他还特意问了一个同行,是不是报道这样写能 ” 保险一点 “,而同行表态认为这样不好后,他才放心没写。当然,标题上还是要打上 ” 美女大学生 ” 作为关键词。

诗织父母,诗织的骨灰和生前照片、遗物,一直陈列在家里。图片来源:埼玉新闻

此外,媒体还会相互影响,当比较多的媒体聚焦在报道受害者隐私,甚至倾向于受害者有过错时,记者不想这样写的话,还得面对编辑部的压力。总编问过清水洁,为什么其他媒体都在报道被害人信息,只有他整天在写跟踪狂,几乎没有提及被害人的特征。当清水洁解释着被害人穿什么、在哪里打工和命案没有关系,调查跟踪狂才有惊人发展时,他心里可根本没有查出猛料的底气。如果不是总编格外支持他,可能早就被要求改变方向或者叫停报道了。

在书中,清水洁能很坦荡地谈自己的困惑和纠结。最终,他以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获得不错的结果,这大概也能证明,不是非得跟随着恶俗趣味,才能在媒体竞争里存活吧。

该书的繁体中文版序言,是由一名台湾记者所写的,她提到书中的一处细节——小松曾以要找人强奸诗织并散布她被强奸的影片来要挟诗织,这种 ” 强奸影片 ” 的报复逻辑,依仗的不是小松的钱和黑道小弟,而是千千万万个面孔模糊,在平常生活里可能被称为 ” 好人 ” 的平凡百姓,因为正是有人在看,情色报复才能够成功,才会威胁到女性。

看客往往认为自己是中立的,影片不是我拍的,也不是我发布的,点开看看不存在道德问题。可是,对受害者来说,痛苦的原因,不仅是被拍下、被发布了私密影像资料,还有被网络上数不清的陌生人观看了。

序言作者援引了一项妇女组织的调查——调查问题是 ” 网络上流传的性爱小视频,你会选择点开吗?”,在 1138 份问卷中,有 30.5% 的人选择会,42.9% 的人选择不一定,坚决不点开的人占比最小。她更指出,基于妇女组织问卷的传播渠道推测,能触及这份问卷的人,大多是性别意识相对好的,但填写问卷的人大多没有意识到,点击这个举动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韩国 N 号房间的嫌疑人移送现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去年韩国 N 号房间被曝光后,N 号房俨然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全球各地都持续爆出某某版 N 号房间的新闻,这种房间具体操作有差异,但基本共性就是分享女性私密照片,以及有大批看客存在——不管是否付费,他们持续观看就是房间续存的主要原因。我们也从 N 号房间的新闻里知道,那些房间里的看客,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普通通的人,如果不察觉到看客的责任,那么很可能作恶了也浑然不觉。

如同阿伦特提出的 ” 恶之平庸 ” 的概念,从记者到普通读者,如果把对女性充满恶意的信息环境视同寻常的话,不难想象这样的情景:记者觉得写下偏颇、归咎受害者的文字,或者曝光博眼球的隐私,不过是遵循所谓传播规律,或是完成工作;至于读者,也只不过是做着整个地铁车厢里的人都在做的事情罢了。当恶显得越来越平庸的时候,环境又会滋长出更多的恶。不过,只要意识到这点,我们也可以去中断 ” 恶 ” 的传播链条,环保领域喊了多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对于媒体资讯和网络信息而言,也同样如此,如果不消费那些恶意 ” 腥闻 “、不去看那些偷拍的情色视频,媒体将会干净一些,N 号房间也不会层出不穷。

作为网络看客,我们这些普通人也有能力选择善良。

参考资料:

https://www.un.org/zh/observances/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day

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1625

http://www.chinanews.com/gj/2021/02-04/94046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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