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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第二届剑桥徐志摩国际诗歌节

2016年11月25日 07:04我有话说(0人参与) 来源:英中时报

古罗马哲学家Marcus Tullius Cicero曾说,如果你拥有一座花园和一间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此刻我们就坐在剑桥大学克莱尔(Clare)学院的侪辈花园(The Fellows Garden)中,凝视着21世纪最出色的诗人们用词语在空中搭建的图书馆。

时值八月中,英格兰最艳丽的季节。雪松,欧楂果树和柏树绕着这座1930年代的花园,竖起一道声音的过滤网,将过于喧嚣的闹世隔绝在外。在这片奢侈的静谧里,天色时晴时暧,映水兰花雨发香;玫瑰在刺藤上竭尽全力地盛放着,有如柴可夫斯基笔下的黒天鹅。侪辈花园的设计师,20世纪初的园艺家Nevill Willmer是一位色彩大师,深谙蓝色在黎明时变薄,黄色在晚霞中成金的艺术。为我们朗诵的诗人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锄头换成了笔。笔下之花,浮翠流丹。

感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康河文化遗产保护计划”,借徐志摩的芳名,为我们带来这一年一度的中英跨国诗歌界最大的盛会——剑桥徐志摩国际诗歌艺术节。

1921年至1922年,中国近代新月派(Crescent Moon)代表诗人徐志摩曾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1928年,徐志摩故地重游,写下了《再别康桥》。语轻如羽,情谊却是深厚的。徐曾在《吸烟与文化》里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三年后,诗人在空难中乘鹤而去,他的“康桥情结”却俘获了一代又一代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国人。康桥边上一块用中文铭刻着诗人诗句的石碑:“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亦成了剑桥的名胜之一。石碑的始作俑者,《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现代世界的诞生》等巨作的作者,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英国人类学家Alan Macfarlane(艾伦麦克法兰),曾多次到中国旅行访问,对中国文化理解颇深,“徐志摩国际诗歌节”是他和其志同道合的同事王子岚以及团队,自2015年后,在康桥之上搭建的另一道桥梁。当年徐志摩为了打开一个未知的世界,西装革履,风神消散地走入英国社会,与伍尔芙,狄金森,福斯特等为代表的布卢姆斯柏里(The Bloomsbury Group)文学小组结成中国新月派的“镜像同盟”,一起度过了剑桥学界的黄金时代;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新诗已经走过100多年,徐志摩时代的诗歌派系或早已“过时”,诗人的康桥却仍是坚固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欲望也因共同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时代,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迫切。

今年的徐志摩国际诗歌节是第二届,主题是“花园”。问“对‘花园’这个主题有何感想”?满头银发,穿着蓝色印度水花裙,神情自若的英国汉学吴芳思(Frances Wood)答道:“英国人对花园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在花园里读诗,早在亨利八世就已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它其实何尝不也曾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踏青游园,赏花诵诗,从屈原到汉武帝,从张横到嵇康,从陶渊明到王维……古人留下的咏花诗词千万首,作品与花鸟园林联姻的炙热度,丝毫不亚于英国的田园诗,抑或18世纪将大自然视为“灵媒”的欧洲浪漫主义诗派。对于这种相似性,吴芳思笑道:“考古学家总是把那些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度和地域发生的相似事件,看成是一种巧合;我更愿意站在人类学家的角度,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共通性的结果。”

今年应邀在侪辈花园朗读的诗人有北岛,杨炼,欧阳江河,杨克等中国当代诗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意大利70后著名诗人Elisa Biagini,南美洲特立尼达家喻户晓的诗人Vahni Capideo,英国当代诗人Lavina Greenlaw 和Rod Mengham,马其顿诗人Nikola Madzirov,斯诺维尼亚国宝级诗人Alex Steger等。诗歌节为期两天,第一天是朗诵,第二天是讨论。

古老的花架底下,听众围成T型,诗人站在听众之间。和表演厅或大学讲台不一样,“花园”提供了一种小型的,亲密阅读和私下交流的可能。每一首诗,都是苛刻的诗人自己千挑万选的佳作。

北岛,汉学家吴芳思曾与伦敦友人一起鼎力相助过的,九十年代的流亡诗人,今天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今天》文学杂志的主编,70后文学青年心目中“熟悉的大师”……正坐在听众席上某个不显眼的角落,在没有轮到他的时候,静静地聆听着草坪上的朗诵。墨蓝色的西装和白衬衣笔直地挂在他那消瘦的身躯上,方形眼镜片上不时反射着花园里某个静止的瞬间。这位在文革中做过11年建筑工人的诗人,长着一张似乎不太对称的清癯的脸,只有八大山人的焦墨才能画出来的枯澹的浓眉。他的气质和当下流行的各种中国风如此格格不入,倘若他独自走在剑桥的石板路上,在那些举着自拍神器的成功的国人之中,定似一个逆行的幽灵。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独特,他写出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寒鸦终于拼凑成/夜:黑色地图/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等等无数震撼人心的诗句。

北岛不接受采访,我只能找缝隙和他说话,更多的时候,是聆听。轮到他的时候,他朗诵了我们都很期待的《时间的玫瑰》:“当守门人沉睡/你和风暴一起转身/拥抱中老去的是/时间的玫瑰……”他的声音深沉,时起时伏,细瘦的胸腔里仿佛埋伏着一张鳄鱼皮作的战鼓。他结束朗诵之后,不懂中文的南美洲特立尼达诗人Vahni Capideo悄悄对我说:“中文太美了!我好像听到了声音的图案。”

诗人杨炼朗诵的是其新作《四桥烟雨楼的飞檐》:“公子 那就追吧 那鬼魂船娘/还得继续为鬼魂诗篇斟酒/醉眼中写尽的 无尽的 仅仅一行……”他的声音豪迈,洪亮,读到高亢之处,仿佛就站在飞檐之颠,一头古囚般的蓬松长发,化为风向的标志。艾伦金斯堡评他的诗:“以表现‘中央帝国’众多历史时期生存的痛苦著称”;《爱丁堡书评》说“他的每首诗迸射出急迫的能量,触目地超出了阴郁压抑的题材……”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身上不仅有死掉的屈原,更有活着的屈原;不仅有死掉的杜甫,更有活过千百次的杜甫。”杜甫的流离,落魄和饥寒交迫,身为共和国第一代外交官之子的杨炼能感同身受,实属不易。

“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贾樟柯在他的影片《二十四城记》(2010年)中曾借这段四川诗人欧阳江河的诗句作题词,画龙点睛,一时间大江南北,脍炙人口。其实,它早就经由1987年的《诗刊》而红遍全国了,据说当时的《诗刊》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出自《中国现代诗论——伊沙谈诗》),其编辑是诗人王家新。那个年代,中国诗人被誉为“知识分子诗人”,当几亿人都在疯狂地赞美劳动和其剩余价值时,欧阳江河书写的却是“劳动最黑的部分”。

此刻,这位桀骜的诗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朗诵着他的《花园》——这是他专门为此届诗歌节创作的作品:“……一个化身为夜雾的偷花贼/在深夜的花园里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身上的另一个人/被花偷去,开了一小会儿/……这片刻的开花/一千年过去了……”他朗诵得非常专注,忘情。他的专注,几乎是孩子式的——诗歌节期间,我们和他一起到剑桥的Fitzwilliam博物馆看名画,他站在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画家Salvator Rosa的《Human Frailty(人性的弱点)》面前,惊叹不已。画作中表现的是黑死病卷席中的那不勒斯,骷髅附体的死神向母亲和她怀中的婴儿伸出双手。而让他感动的却是“母亲脸上的安详和婴儿嘴边的甜蜜。”

那些来自小语种国家的诗人们的朗诵,同样也是饱含激情,惊心动魄的。马其顿诗人Nikola Madzirov说他“在用三百万人的语言写诗”——语种虽小,诗人对母语的热情却是终身而巨大的。

朗诵结束之后,Nikola Madzirov和杨炼私下讨论起“在一个越来越商业的社会,诗歌翻译怎样因为遭遇资金困境,而一步步地成为难题”;我则和特立尼达诗人Vahni Capideo溜出去喝咖啡。她诚实地告诉我,她在她的国家是“National(国民”诗人,她的作品和新闻经常被报纸登载,但她却没有能力靠写诗养活自己:“人们情愿买圣诞卡片,也不买诗集;没有版税,诗人只能靠其他方式活下去。” Vahni Capideo曾从事过很多工作,牛津英语词典的编撰,《加勒比书评》特约编辑,联邦作家协会的项目主管,剑桥大学的诗歌研究员……“很快我的研究就要结束了,下一步去哪还尚未可知。”我们谈到个人资产,她说:“我有驾照,但是没有车。”

诗歌节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汉学家吴芳思:“你认为这是一个最需要诗歌的时代么?”她说:“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转型,赚钱的欲望几乎主宰着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的!这是一个最需要诗歌的时代,因为诗歌是精神生活枯竭时的强大救济。”同样的问题,我也问了北岛:“每个时代都需要诗歌,但如何证明这是一个最需要诗歌的时代呢?”他温和地答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中国里,中产阶级是不需要多少诗歌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渴望改变,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正在改变,也许是因为个别突发事件,比如爱情;也许是因为一首诗,因一首诗,内心世界彻底地发生了变化。希望是这样吧。”

 


(作者:王梆)
标签:古罗马哲学家,Marcus Tullius Cicero,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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