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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生命

2016年12月07日 06:14我有话说(0人参与) 来源:英中时报

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山村28岁女子杨改兰在家屋后用斧子将自己四个孩子一一砍杀,在发现两个孩子没死后又逼他们喝下农药,随后自杀身亡。其外地打工回来的丈夫在平静料理一家人的后事后,也喝农药自杀。

杨改兰一家8口,母亲行动不便,父亲略有痴呆,丈夫脑子也不是特别清楚,在外面打工,剩下她和4个未满或即将满学龄的孩子。作为这个家庭惟一健康的成年人,杨改兰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这个8口之家的生活。在没有任何机械和男劳力帮衬下,她一个人种着17亩地,养着3头牛、三头羊和两只母猪,还要管四个年幼孩子的吃喝拉撒,而仅仅送孩子上幼儿园就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在外人眼里,她性格“特别温柔”,也不太爱说话,“从来不骂人,也不骂他丈夫,奶奶骂她的时候也不喘(回嘴)”(2016年9月11日来源:澎湃新闻)

就是这样一个母亲,她几乎承受了天底下母亲所能承受苦痛的极限,她独自一人把自己的四个孩子从最艰难的嗷嗷待哺渐渐养大,没有抱怨。今天当孩子们日渐长大,自己负担可能要减轻点,按说日子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刻,她却挥斧砍向了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有人说贫穷是导致这一罪恶的根由,那么,为什么在孩子出生坐月子无法动弹,全家生活几陷瘫痪,要比这更为艰难的时刻她都挺过来了,这次却要这么做?

所有人都提及了一个话题——低保。

村里人向澎湃新闻记者指路说,“从土路下去,最困难的一家。”这是家徒四壁的一家人,风雨飘摇的房子里,土炕半个已塌陷,残疾的奶奶和智残的爸爸以及智残的丈夫,这样的家庭从2013年12月开始,便没有了低保的资格。

2014年,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会和村监委会召开商议低保资格的会议时,30多名参会者关于低保资格的提议中没有杨改兰家,因此,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资格。在同年开展的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行动中,杨家同样没有进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之列。(“甘肃农妇杀子案追踪”中国青年报2016年9月11日)

几乎一看就知道、几乎谁都知道的最困难的一户人家,却在民意推选甚至政府反复调查后被排除低保,为什么会这样?杨改兰杀孩子后她祖母第一时间赶到,那时她还没死,她祖母记得她说过:“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 当地记者采访到了一名村干部,后者表示,“杨家低保被取消,是村民经过投票、商议的结果,因为杨家人老实,不爱说话,因而人缘不好,低保被分给了其他比杨家境况好的多的家庭。” 杨改兰的家庭给人的印象是十分安静的。对外交往少,老实又沉默。这样的结果是,“好事”很难轮得上这样的人,而“坏事”里,可能他们是首先要做出牺牲的。(澎湃新闻同上)

这里的确有很多事让人看不懂,但当你知道这是在中国西部的乡村,一切就都释然了。因老实而遭不公正,不公正不敢说出来而遭歧视,因歧视遭隔绝,因隔绝而绝望,这样的无助与苦楚,往往是世俗化的存在。不在农村生活的穷人,也许永远体会不到它的痛。这里贫穷是一件披在身上的外衣,绝望是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脾气和善,几乎从不抱怨的杨改兰如同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逆来顺受,任劳任怨,早已习惯了穷困。对她们而言,穷,并不可怕;比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将来,求天不应,求人不理,是那种想挣脱现状却又极其无助的绝望感,是那种觉得靠自身力量注定无法走出这一切的绝望感。

到这也许能理解这位母亲的行径了。在我活着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还跟我受这样的苦,在我死后,他们还将受怎样的罪?我想都不敢想。我不忍心我的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受罪,只有我最爱他们,我要带走他们。这位母亲以一种平静但又极具爆发力的方式提醒我们,她的四个孩子死了,看着他们无法再活下去,这几乎是个让人满足的结局。

杨改兰杀子正值声势浩大的杭州G20峰会闭幕不久,盛世中国向全球挥洒着特有的宏大叙事,在一个民族的集体狂欢同这个家庭微不足道的苦难面前,几个孩子,在仇恨和绝望中死去,不值一提,这些渺小的死者,就象几株卑微的野草被历史碾过。

(作者:)
标签:村妇,杀子,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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