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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前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汉学家吴芳思

2017年05月05日 06:49我有话说(0人参与) 来源:英中时报

 

第一次见到吴芳思(Frances Wood)是今年三月在伦敦查宁阁图书馆的讲座上,她作为嘉宾主讲人讲述中国与一战的历史。后来在查阅她的相关资料时,发现她的经历和研究的领域不止于此。曾在文革时期的中国留学,出版书籍从秦始皇到丝绸之路、从一战中国到中国大城市中外国人的生活,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用了将近一辈子的时间探索中国、介绍中国。

带着对她和她身上故事的好奇,本报记者到她的家里对她进行了专访。

采访当天是典型的英国天气,阴阴的,小区很安静。敲门的时候看见吴芳思家门口的地上还放着早上送来的新鲜牛奶。进到吴芳思的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好多书。走廊的架子上、客厅的地面上、桌子上、沙发后的柜子里、餐厅里的餐桌上……环视一圈,目光所及之处除了书,还是书。在这些典籍中,最多的就是和中国相关,或者中文书籍。迅速捕捉到我熟悉的文字时,我瞬间感到了放松和亲切。

文革后期留学中国

吴芳思自述和中国的结缘很偶然。

“这个理由有点‘随意’。我在学校的时候,14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说很好的法语和西班牙语。我爸妈以前都是法语专家,尤其是我爸爸。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的语言天赋很好,但是我不想在大学学法语或者西班牙语。那个时候的教学来说,我在学校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标准,在大学要学习的内容就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就是多读书,而我可以自己读。所以我想学一门完全不同的语言。那时候在学校,我可以选择中文、日文和阿拉伯语。在对三种语言都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我就选择了中文。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日本的环境就是轻视女性,日本人整体也有点‘过于有礼貌’,阿拉伯也是,不尊重女性。”

在吴芳思与中国的渊源中,她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至关重要。

1975年,吴芳思和另外8名学生到中国留学,学习中文。那个年代,即使是外国留学生也要在学习的时候参加“劳动”。

“开始是在北京语言学院,之后去了北大。在北语一个学期,北大两个学期,”她开始回忆自己当初那段经历,“因为我们是‘工农兵学生’,要做劳动。在北语我记得,我们的劳动时间是周二下午,在北大的时候,我还去农村的地方。”

在吴芳思的口中,我听到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在‘四季青人民公社’,就在颐和园南边。那个时候,那个区域都是田地,从环路出来到颐和园都是土地。当然现在无法想象。当时我在四季青的时候,从劳动的地方就能看到颐和园。我们还去工厂。当时去的是二汽工厂,是制造铁路的公司。在工厂的时候,我们还要听很多老人的讲座。有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大概90多岁,他参加了1920年代的二七罢工。在北大,我们建地下避难所、插秧,遇到了好多人。”

对于这一段历史,中国人都不陌生。但是听到一个英国人讲起自己在留学期间还要进车间、下田地的时候,我还是好奇她对这些经历的看法。吴芳思坦言到自己在去中国之前并没有想象到自己会经历这些。

“我们都以为我们会坐在教室里上课,这是完全没想到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很多,有趣很多,对我们的语言很有帮助。我学习中文,就是想学习和思考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一切都太棒了。那时刚好是文化大革命,虽然很封闭,但是也想着,学习一门语言,如果不能到那个地方去,就不能对这门语言有所了解。”吴芳思谈及,劳动的时候,她跟很多当地人聊天:“我还记得在四季青人民公社时,第一次我们坐下和农民一起吃饭。当时我们讨论在英国,裤子多少钱、电视多少钱。当时一条裤子的价格差不多20英镑,可能这个价格比他们全年的收入还多。当时一台电视差不多150英镑,你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个价格可能比100万还多。”说到这儿, 吴芳思模仿起这些农民听到200元人民币一条裤子时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手舞足蹈。

“最想念在胡同骑自行车。”

一年的留学生活后,1976年8月,吴芳思一行回到了英国,却不曾想,中国从这时开始发生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我在中国最后的时间里,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就回了英国。我回国3周后,毛泽东就去世了。后来四十年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这速度很难以置信。35年前,我的中国朋友们,他们的生活不自由,薪水很低;现在他们很富足,热水、供暖,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们都有了,生活很幸福,这真的很好。”到现在,吴芳思依然在北京有很多朋友。

“但是也有遗憾,我想念老北京。以前我很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到处看看。后来北京建了很多新的大楼和环路,我每一次重新去北京,都会迷路。要知道当时我住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只有一条环路。现在我每一次回去都不认路,每一次都有改变。”

她的思绪飘回了40年前的北京:“我印象中的北京,是一座很‘矮’的城市。那个时候,北京城里的制高点是天坛这些名胜上面的观望台。以前我经常在建国门外骑车,你就能看到这些低矮的建筑,很好看。”提到北京的建筑,吴芳思的语气里透着的全是遗憾。“现在,你可能只能坐在那些高楼的楼顶向下看这座城市,保护老城很重要。我有个北大的朋友,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专注研究地图。他现在在英国,专门研究图书馆博物馆里面的地图。他专注的这些中国地图都是外国人绘制的。他看这些,是因为他觉得这些外国人做的都很准确,尤其是很多旧址。当年中国人还不习惯用这样精确的方式绘制地图。他觉得很重要是因为,这些地图最直接地反映了历史,同时,也可以给现在保护文物的人一些总体观念,哪里需要被保护,怎么保护。”

“我还有个朋友住在后海那边的四合院,我以前去的时候,就从鼓楼开始走,然后从一个胡同里穿进去。但是上次我去的时候,我以为我走错了。胡同全都一样了,哈哈哈!虽然是重修的,但还是这样比较好。”

说到这儿,我问吴芳思,在这么多老北京的特色当中,她最怀念什么。她很明确地告诉我:“还是四合院和胡同。我曾经骑着自行车走过北京的大小胡同,那是我最热爱、最怀念的北京。”

那年在北京的生活并不是吴芳思在中国的全部。后来,通过各种方式,吴芳思经常回到中国。

“从1977年开始,我大概每年都会和旅行团一起去中国两三次。那个时候去中国不是那么方便,我负担不起,我也想看看中国其他地区。我非常了解北京,也去过天津,有几次短途旅行。但是因为限制因素,想要自由行随便走走真的很难。所以跟着旅行团还是很方便的。最关键的是,旅行团可以去中国的很多地方,上海、西安、桂林等等,尽可能多走一些。1980年开始,自由行变得原来越容易后,我和朋友一起出去,就去了一些其他地方,九华山、普陀山、厦门、曲阜。当年,曲阜、厦门这些地方还没有变成旅游城市。后来,我就写了一本中国旅行指南。”

在当时的中国,外国人是很珍惜的物种,吴芳思一行金发碧眼出行不免会吸引很多好奇的目光。“是的,很多地方的人都对我们很好奇,但是人都很好!我记得我们去景德镇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在闲逛(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异样),之后我们乘车想要回南昌。车子一停,整个小城里的人都跑出来拍照围观。尤其是我会说中文的时候,他们表现得都很惊奇,但是人都很好。在中国,我从来不会觉得有什么担心,人们都很随和。人们对我们感兴趣,但是也都很好客。”

“非常喜欢钱钟书的《围城》”

在吴芳思关于中国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从秦始皇到丝绸之路,从追踪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到一战与中国。讲起自己这些写作的内容,吴芳思表示,自己想让英国人更多地认识中国。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非常宏伟的。我想做的就是将这些尽可能地介绍给英国读者。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非常喜欢介绍不同的东西,我写过丝绸之路、也有秦始皇帝和马可波罗,我也了解过过去城市里外国人的生活,也有一战里中国相关的内容,现在,我关注更多的是文学方面的东西。”

 

说到这里,吴芳思拿出了在美国最新出版的书籍《从古至今:中国最好的文学》(Great Books of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我翻看了一下,发现书中的内容全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和书目:老子、庄子、《史记》、李白、杜甫、钱钟书、杨绛……我很好奇她为什么要把这些写出来。

吴芳思的回答让我很感动,她说:“我很记得有一次我去上海,那是非常普通而平常的一天。我坐出租车,聊天时发现司机看过译本的《福尔摩斯》,这就很有趣,你很少能发现一个看过《琵琶记》或者别的什么中国文学印本的英国司机,至少我没见过。中国的读者对外国文学都很熟悉,但是外国的作者对中国文学并不感兴趣。中国的文学作品那么丰富宏达,他们如果真正了解后应该是感兴趣的”

她接着说:“之前温家宝来英国的时候,专门提到想去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德,因为读过他美丽的作品译本。但是当英国的首相去中国的时候,可以说,几乎不太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

吴芳思说,这本新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这些中国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翻译。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她选择的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有英文或者法文译本的:“里面涉及到翻译的内容是我翻译的,但是更多的是介绍,比如说西游记,我介绍的是整个西游记的故事。而且,我选择的这些作品都是曾经被翻译成英文或者法语的,所以如果读者对哪一部感兴趣,他们可以去找专业的译本来看。”

看着这本书,我心生疑问,她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哪个朝代、哪些文人或者作品?

面对这个问题,吴芳思这样说道:“我很喜欢鲁迅,也很喜欢《红楼梦》。虽然可能说起来很老套,但是里面很多对男性和女性的描写很有趣。《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些情节细节很好,但是总体来说,打打杀杀分分合合,就是那样下去了,没有《红楼梦》有趣。李商隐的诗歌我也很喜欢。对了,《围城》钱钟书,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那本书,可以说,我觉得那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好的文学之一了,太聪慧了。尤其是那个时代,中国整体的大环境其实很让人绝望,很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本书很重要。”

“至于朝代”,吴芳思接着说,“每个朝代都要吸引人的地方。我喜欢唐朝,喜欢丝绸之路;喜欢清朝,因为满族人很有趣,这种混合。清朝的第一代皇帝太聪明了,太棒了,后来,他们懂汉族文化,用汉人的方式统治整个国度。满族人很尊重汉人,并乐于向他们学习。现在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民国时期,1912年那个时候。”

吴芳思坦言道,自己在大英图书馆工作的经历给自己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我的书差不多都是在周末完成的。你知道在图书馆工作有一个便利之处就是,我可以复印很多文件和资料。所以我利用工作的时间搜集资料,利用周末的时间整理、写作。就像最近的这一本,就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写完的。”

想把“巴黎和会”写成广播剧

提到我对吴芳思的最初了解,就不能不提她去年刚刚出版的书籍《背叛的盟友:中国与一战》。

吴芳思说,正是因为对一战中国的研究,才对民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很困难,但依然想要加入这个现代世界,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加入一战。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民很无助、很敏感,因为民国时期,大家想要让中国变成现代民主国家,但与此同时,各地方力量又在实行帝制,对中国进行瓜分。这个时候人民不开心,西方就去填空了。2000年的帝制之后,改变是巨大的。”

吴芳思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会整理研究一战和中国时找到的资料,将“巴黎和会”的翻译员记录整理成广播剧。

“接下来我想写一个有关凡尔赛的广播剧本。在写书的时候,我有调查一些资料。发现巴黎和会上的那个翻译官写下了所有当时与会者所说的话。就想把他当时的记录整理一下,像剧本那样读出来,用不同的口音模仿着演出来。乔治说了什么,日本人说了什么,顾维钧说了什么。”

采访的最后,快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客厅茶几上一摞书的最上面放着一本有关书法的介绍。征得同意后,我拿起来翻看。吴芳思看出我的好奇,说这本有关书法的介绍是她一个朋友的爸爸写的,老人是一个书法家。“中国书法很有趣、很美,但是现在很多英文的介绍或者译本是英国人不接受的写作方式,我最近也在想把这本书重新介绍一下,用英国人能接受的方式和思维。”

(作者:记者 王冬蕾)
标签:专访,吴芳思,介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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