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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导演雎安奇:大众在规则里,被规则束缚着

2017年05月12日 06:38我有话说(0人参与) 来源:英中时报

 

5月2日,第七届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在伦敦开幕。在开幕式上,雎安奇导演和英国电影人Tony Rayns进行了对话。二人的对话构成了我对雎安奇的初印象:这位戴着白色眼镜框的导演话不多。

在当天的开幕式上,开幕影片《钻的人》讲述了一个喜欢拿着电钻到处钻孔的年轻人不可思议的旅程,整个影片充满张力与隐藏的暴力。

展映当天还播放了几段雎安奇其他的电影:《北京的风很大》,这是雎安奇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一部用过期了八年的胶片拍摄的电影;《诗人出差了》讲述了2002年一个诗人在荒凉的新疆“出差”,一路穿梭于风景和肉体间的经历,这部电影获得了2015年鹿特丹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也是一部剪辑于10年后的电影;《消失的警察》讲述了一群艺术家在惊恐下抓捕一名警察,困其33年的故事,这部影片找了众多当代艺术家作为演员,演艺术家,又不是在演自己;电影《阿尔莫多瓦的演员》讲述了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背景下一个演员的故事,电影主演是西班牙电影大师阿尔莫多瓦电影里的一个演员,戈雅奖最佳新人影帝的扬·可耐特(Jan Cornet),他在影片中演了一个演员,又不是演他自己。

后来了解到,除了拍电影,雎安奇还会做不同形态的艺术:电影、录像、绘画、摄影、装置、灯箱……

雎安奇、导演雎安奇、新锐导演雎安奇、当代艺术家雎安奇、算卦先生雎安奇、老中医雎安奇……

在雎安奇的众多标签中,他告诉我,雎安奇就是雎安奇。

采访过程中,我感觉到,用任何一个词来形容雎安奇,都不准确。我很想问为什么?他却告诉我,很多东西的原因不重要,结果就是原因。规则、界线,这些是他在创作中想要逾越过的东西;而可能性,可能是他唯一执着的追寻。他告诉我:

“欲望实际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有一种破坏欲。”

“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突破一个又一个的界限,才能得以发展。有的时候,观众会反映说,当代艺术看不懂啊什么的,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没有看懂,而是在一定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些规则去看的。”

“大众是在规则里面,被规则束缚着的。”

“我还没和别的媒体说过,《北京的风很大》这个片子就是在拍我自己,我就是那个片中的演员。”

……

以下我们为您呈上英中时报与雎安奇的访谈全文。

电影放大的是现实的欲望

英中: 为什么喜欢白色眼镜?

雎: 五行缺点儿金,所以就戴点儿白色。

 

英中: 拍摄《诗人出差了》的时候,条件有多艰苦?

雎:条件艰苦是所有年轻的导演都会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不是说有多苦,而是说在那种条件下,你不能正常地去做一部正常的电影。整个摄制组就只有一个导演和演员,而且要拍一个剧情电影,肯定就不正常。也没有别的工作人员。我一个人要身兼录音师、摄影、灯光、编剧……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去做的,还有很多即兴的情况。

英中: 你和竖是怎么决定要拍这样一部电影的?

雎: 那是2002年,当时竖也很想拍一个这样的东西,恰好我的第一个电影《北京的风很大》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所以这个诗人很希望来和我做一个东西,竖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下诗人。

创作前提就是不停地在风景和肉体之间穿梭,这就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故事。这个电影思考的前提,我想讲一个欲望的故事,风景也好,女人也好,都是欲望;另一个是,一个影片重要的是要放大一个人日常的欲望。比如说旅行的时候,就都想有点儿艳遇,这样一些很日常的欲望。旅行的时候,目标也不是很明确的,很多时候其实是有别的目的,是以旅行作为一种掩饰。

英中:这部电影拍摄于十年前,你的剪辑会体现这10年的变化吗?

雎:  10年前和10年后肯定很大区别的,但是这其中的区别肯定是说不清楚的,因素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因为事物、人都在变化,心态也在变化,境遇也都会变化,自然不同。

我们拍了20多个女人,很多我现在都没有剪进去。也许10年前有一些更激烈的东西,可能当时的话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尺度,那种感觉一样会很棒,当你在激烈中,你会感受到生命的另一种价值和存在。10年后我再剪,肯定是不一样的东西。我现在也可以再剪一个激烈一点的,他是另外一种东西,另外一种我对生命的理解。

 

英中:说到欲望,《钻的人》也和欲望有关,这些作品的题材从何而来?

雎:我想表达的东西其实都是社会中隐藏的东西,比如说《钻的人》,想表达的都是社会上隐藏的那种不安,我放大了那些东西,放大了不安,也放大了欲望。欲望实际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有一种破坏欲。另外一个就是,在全球都在讨论恐怖主义的时候,我想说,很多时候,这个动机是经常存在的。所以在一次次重复钻的过程中,既有社会性的,又有个人的一个欲望和不安。作品本身是有观念性的作品,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在电影院里惯常看到的东西,是一个全球艺术项目,都是当代艺术家,所以说,关键就是想表达出他对于欲望不安的一种暗藏的放大。

“我一直在突破规则”

英中: 您作品的这些含义,是从一开始就想到的吗?

雎:  我做的这些东西,不管是《钻的人》还是《北京的风》,不论是从文学意义,还是哲学意义,从一开始都是存在的,都是很丰富的。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其实我的作品就是电影和video中间的东西。我希望我的影片能达到新的一种可能性,有多的可能性。我做的很多作品,形态都不一样,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当代艺术家。每个月都有展览,形态都不一样,有video的,有极简画展,LED灯箱展。今天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一些跨媒介的创作,其实是更开放性的创作。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一辈子拍电影,一辈子做一个事情,我觉得是不一定的。可能是我们把它职业化以后,它就会是僵化的东西。当你进入到创作之后,很多东西都会有东西在规则你。我用过期8年的胶片来拍电影,这个行为本身就不正常。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创作、用作品影响人,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行动本身带来的可能性,再一个就是你的作品本身带来的可能性。那我应该来说,我一直在突破规则。

英中:你的电影在国内拿奖不多,在国际上会比较多,你觉得原因在哪?

雎:因为我的电影还不是独立电影,实验性和观念性很强。而且我的电影没有公映,所以就谈及不到一些标准。我是受过职业电影教育的,职业的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今天所做的是艺术,这个艺术它带来了一些可能性,就像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个时装,这个东西她没法儿穿啊,但是这个东西她不是要穿的,不是让你穿到街上的,而是带给你一个观念上的可能性。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突破一个又一个的界限,才能得以发展。有的时候,观众会反映说,当代艺术看不懂啊什么的,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没有看懂,而是在一定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些规则去看的。随着时间变化,你的思考会产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创作最重要的是突破规则,我的作品是这样的,带来一种可能性。我拿着过期的胶片去拍完的东西,之后也参加了国际的电影节,国内很多院校也拿这个片子来做教学,为什么要教学生这些?也许他们是拿我作为反面教材,但是这些行动力,让我们有了实验性的空间。

英中: 你会不会对国内的环境失望?

雎: 这个也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我自己的创作不是一个正常的制作,更多正常的手续我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对接。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创作,这种创作是在一个非常规的状态下完成的,所以这本身和片子能不能在国内公映的意义也不是太大。这个片子其实在中国放映很多次,在各种机构或者场合下,其实就是学术层面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自己不正常状态下做了一个不正常的东西,就只能在学术的方面,其实挺好的,没有什么。

第二个就是中国本身的制作环境,当然审查是一部分问题,但肯定不会是全部的问题。中国电影工业的机制,很多也是慢慢建立的。当我们在说独立电影的时候,工业电影存在也没有太多年。我自己08年拍过商业电影,这个是我们可以来讨论的,因为它和《诗人》这些都不一样,它的制作就是一个商业性的制作,正常的制作,是对口的。这就是我的职业性存在的意义。在这里,今天,如果我要去做一个商业性电影的话,票房肯定就是最重要的了。这个就是我对电影的价值观。

英中: 所以您的意思是你想制造规则?

雎: 也不是想制造规则,我觉得是保证一种开放性,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就是开放性。我觉得被很多规则束缚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谁规定的拍电影一定要有多少人多少钱?如果有这种规定的话,就没有法国的新浪潮,就没有伊朗的电影。我觉得所有的这些规则都是一次次冲破之后,给电影给创作带来的新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我说的这些可能性最后会融入社会性的东西里面,融入流行的东西里面。今天的流行很有可能就是20年前艺术家们的创作,他们慢慢地进入大众的视野里面,带来可能性。因为大众是在规则里面,被规则束缚着的。

“演员”的演员

 

英中: 《阿尔莫多瓦的演员》那个项目,为什么说演员在演员又不是在演自己?

雎: 这个项目是我正在做的《演员》系列中的一部,第一部是阿尔莫多瓦,去年九月在巴塞罗那拍完了,是阿尔莫多瓦推荐的影帝。就像我在找扬·可耐特的时候,他也在问我,你想让我演什么,我说你要演一个演员。他问我,你是让我演自己吗?我说不是,你就是在演一个演员。一开始他没听懂,后来当他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其实这是对固有身份一个重新界定,也可以说是一个突破,什么是演员?就像我自己拍片子有时也一样,有些是非职业演员,有些人演的还不错。为什么?因为我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演员,我找你来演,就是你具备我想要的性格呀这些,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你自有的,并不是我给你的。

说到这个《演员》,也是我本身对演员的一个思考。我自身的经历就是,从十六七岁开始,我就开始不停地和演员打交道,一方面我想回到演员本身,(看看)演员回到自我去演一个戏是什么样子的,另一方面,我想,这些演员都是这些世界级导演的御用演员,他们有更强烈的一种表演的束缚,可以这么说,当我置身于这个处境里来说,再回到自身的身份,对于演员,对于表演,他感到非常的刺激。

去年在巴塞罗那,当他重新来拍的时候,刚开始不知道,一下子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状态和思考状态,不断地在把他自身的东西拿出来,他自己也感觉焕然一新,换了一个人一样。

英中: 这不是还是在演自己?挖掘了一个新的自己?

雎:这里有意思的就是里面有一种悖论,这个世界有意思就是有一种悖论。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说带来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悖论,可能性就是到底是不是。他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到底他是在演他自己还是不是演他自己?他怎么能是演他自己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来给他设定的,我来告诉他的,等于说是我来发掘这个演员他的可能性,让他重新回到一个另外的状态,所以对他来说,他也不是在演自己。演自己不就成纪录片了么?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来自表演的重新的训练,雎安奇的训练,重新训练到演员的最初状态,所有他们都很吃惊。这样系列的构成是,每个影片都是一个故事,阿尔莫多瓦这个故事就是有关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一个背景下发生的故事。这个形态下,他带来的就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阿尔莫多瓦的演员,一方面又是雎安奇的演员。

英中: 您看到演员这样的状态会有满足感吗?

雎:其实不是,但是对演员来说是的,演员后来又给我写信之类的,他的满足感完全大于我。他是重新认识到了表演和演员的一个界限,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洗礼。尤其是他们都是影帝级别的演员,他们有时候是在一种惯性中表演。当他们重新回到我的戏里面,我把他当做零来看待,重新从零开始。

英中:那他一开始不会很恼火吗?

雎:一开始当然恼火。我记得在拍摄的刚开始,他的状态是不稳定的。我觉得没关系,我知道演员要的是什么,慢慢来,慢慢他自己就舒服了。表演是舒服的。我虽然是学导演的,但是我们都有表演课,自己也进到过那种状态。

英中:那你拍过自己吗?

雎:其实《北京的风很大》的主角就是我。我第一个片子就是拍我自己在街头,我在拍一个小胖子在北京的街头问别人,“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我觉得这是这个片子准确的介绍。我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表演,这些人怎么回答都不重要,关键是我在一次次问询的过程中,这个“风”,它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层面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大和小的问题。就像是我在片子一开始就提到了,风有很多的解释。所以我希望我的创作是复合式的,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个行为艺术,都有。我还没和别的媒体说过,《北京的风很大》这个片子就是在拍我自己,我就是那个片中的演员。

(作者:记者 王冬蕾)
标签:导演雎安奇,大众,规则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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