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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推着这个世界往前走”: 专访著名作家刘震云

2017年08月18日 07:21我有话说(0人参与) 来源:英中时报

编者按:刘震云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作家,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的他,出版过一系列以平民视角、白描手法来描写当代生活的作品。其中最为人知的包括《塔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其中《一句顶一万句》2009年获人民文学奖,2011年获得矛盾文学奖,且于去年被改编成电影。当然,刘震云的小说或许也因为冷静朴实的叙事风格,一向颇受影视导演的青睐,《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在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均成为街头巷尾热议话题。在国际上,刘震云的小说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而他也被与英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Ian McEwan相提并论。

8月12日,刘震云应邀来到爱丁堡,参加了今年爱丁堡国际图书节开幕日的活动,与“创意苏格兰(Creative Scotland)”的文学总监Jenny Niven畅谈自己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莲》(英文版书名为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借此良机,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一场独家采访。在采访中,刘震云谈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以及他对自己创作的看法。

“如果不能高考,我就在北京建筑工地上了”

英中时报:73年至78年服兵役,这段经历对于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刘震云: 我当过4年半兵,但是当兵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对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唐诗说,此情可待成追忆,但是当年已惘然。其实当时当兵对于农村孩子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因为当时不能考大学。你当兵的话就可以吃白馍。还有一个如果你能够提干的话,回来找媳妇就比较容易。

我当到77年年底,突然说,可以考大学了。因为我小时候数学比较好,我从来没有说将来要当一个作者。如果当时可以考大学,那么我现在可能在普林斯顿了,数学对于写作的好处是它很严密。你做题做了5页,最后小数点点错了就等于全错了。要求每一个句子都要写的非常的准确。我77年年底就想高考,但是部队不放,我78年5月份才回去的。

英中时报:是怎样说服领导的?

刘震云:这个跟具体的人有关系,当时我们在部队的话,有一个副指导员,是湖北孝感人。他一直对我比较好。特别希望我能提干,最后发现名额的竞争太厉害了。他说,你可能是提不上了,你就回去吧。回去之后两个月,我考学是河南的状元,然后就上学了嘛。

英中时报:这段经历在您的小说中有反应么?

刘震云:我专门写过一个小说叫《新兵连》。当时88年写过一个小说,新兵连写得非常质朴。对于往昔少年时代的生活,进行另一番的认识。一个年轻的少年,跟当时的社会氛围包括政治的氛围——因为我当兵的时候还是毛泽东时代——之间的挣扎。

英中时报:北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影响了您未来的小说创作么?如果是,如何影响的?

刘震云:这个影响太大了。如果一个农村的孩子要写作的话,那可能目光就比较狭窄。你可能会用一个村庄的目光来看这个世界。但是你像北大的话,我是科班出身嘛。我上的是北大中文系,当时是我上的所有大学中,录取分数要求最高的。当时要学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包括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另外会学欧洲文学,美洲文学,南美文学,非洲文学,印尼文学,包括像韩国文学,越南文学,都学。而且他是一个功课,你必须给他学了,你考分的话才能成,不然你就挂科了。所以这种系统的训练才能开拓你的眼界。

另外一个,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五四的老先生在北大。像刘伯温先生、王立先生、像汪洋先生啊、像吴组缃先生啊,他们是老派的知识份子,他们的学问,功底非常的扎实。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他们教给我最重要的是要下笨功夫,包括研究学问,都得下笨功夫,所以写作的话,也应该下笨功夫。因为世界上有近路可抄嘛,他还可以投机。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他有一个脑袋里的中国,而且他对中国人有一个脑袋里的中国人,这个脑袋里的中国和中国人,跟实际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你要想让你作品让英国人接受,你最好按照他理解的中国来写。

写真实的中国生活,那你就会滞后一些,但是,它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它会特别的真实,像我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莲》,《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一地鸡毛》。我所有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现在通过我的作品才知道真实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中国人真实的情感又是什么样子。这个,一开始的写作,奠基是非常重要的。你用花哨的语言,花拳绣腿的写法是比较容易的。不用形容词的写作是非常非常难的。

英中时报:身边都是各省状元,为什么他们没有像您这样的成就?

刘震云: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写作。别人在写作,我也在跟着写作。最后别人不写了,我还在写作。也有外在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个时代不给你提供一个条件,那么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时一直不能高考,那我现在早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了,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它不是因为可以考学,我才考学嘛。考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作啊。

当时不是自己找工作,是分配。有的就分配得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是什么呢?它的工作让世人看上去特别的好。有分到中南海的,分到人民日报的,分到新华社的,然后他很快当官儿了。有好多现在成为企业家了。他就没时间写了。我分到一个特别小的报纸,农民日报。那我就写下来了呗。 

“我从来没有用过形容词

英中时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认定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

刘震云:一开始我也没有认定。无非的话,当时我选择的道路,它是一个比较长远的道路。因为你看我的作品的话,从来没有用过形容词。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好多作家,你不让他用形容词,他都不能写作了。

英中时报:有意识地不用?

刘震云:不是有意识地不用,我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比如,人的话,他不质朴,你交朋友你都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质朴是非常困难的,质朴首先不占别人的便宜。用形容词,你就占形容词的便宜,很容易用。你仔细想想周边的人,不占小便宜的有几个人啊?

英中时报:一个作品的创作周期大概有多久?

刘震云:写的时间,并没多久,一部长篇半年,可能有半年写出来了,一部中篇,两个礼拜就写出来了。问题是,你在这之前做了多少准备。可能一部作品写半年,可能你想的话,想三、四年。其实,前期很重要,后面这个,就是落实。

英中时报:回首作家生涯,您犯过什么错误么?

刘震云:每个作品都会犯错。包括对人物的认识,对人物情感和内心的认识。十年之后和十年之前不一样。比如讲,我现在再看像《新兵连》,它可能有很多幼稚的地方。这是一个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就是这个认识,这么一个感觉。他认为的文学跟生活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说的话,有什么后悔的,是过后后悔的。你当时觉得写得还是不错的。

英中时报: 是什么让你不断地有创作的动力,并且不断地有优秀的作品?

刘震云:我现在,出版社给我统计,我得的奖已经有130多项了。得奖这个事不是说我想得就能得的,是别人给你评的奖。

没有获奖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不是特别的重要。在爱丁堡的街上,会有人过来说,特别喜欢您的作品。包括在国内,在街上,有人过来,特别的善良,包括在地铁上,在高铁上,我们俩是陌生的嘛。共同认识是通过书里的人物。像小林也好啊,像《一句顶一万句》的杨百顺也好啊,像《温故一九四二》里的300万灾民也好啊。包括像潘金莲也好啊,首先认识书里的人,接着认识了我。中间有个朋友是我的书,我书里的,很快从陌生的变成熟悉了。这个是不是一种获奖呢?

英中时报:如果让你向英国的读者推广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你的作品,你会怎么说?

刘震云:我觉得现在国外的媒体对于我的作品有三句评价,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但是,它确实是我写作的方向。首先我的作品特别的幽默,在用幽默的方式来说特别深刻的哲理。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说特别深刻的哲理,用最简约的方式来说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来搭建最重要的艺术结构。像《纽约时报》,像《图书馆报》,像法国的《观察家报》,像《瑞典日报》。他们都有过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概括是准确的。

英中时报:您会与翻译者进行沟通?

刘震云:这个太重要了,在翻译一个作品的时候,一定会给你写好多email。一个是对作品整体的重视,还有一个就是细节。包括像语言,个别词,他会跟你确认。所幸的话,各个语种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汉学家(翻译的)。包括像英文的,像葛浩文,是世界上最棒的。法文的话,像安波澜,像捷克的,像吕素。不是咱选择,是共同的相遇。因为他们不愿意翻译特别烂的作品,这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嘛。因为翻译一个作品,他得到了很大的乐趣。

英中时报:你觉得是什么造成你的小说被导演选中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刘震云:其实我的作品不适合搞电影,像《一句顶一万句》,它并不适合。像一地鸡毛,它都不适合。像《温故一九四二》,都不适合。因为我的小说中没有一个像电影中要求的,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包括情节特别的跌宕起伏啊,没有,可能导演不看这个电影元素。可能他看背后的,书里的道理吧。

英中时报:在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上,有什么建议给青年学子?

刘震云:我觉得书呢,分两种,一种是相同的书,说得差不多。还有一种是不同的书,要读那个不同的书。什么叫不同呢?首先,作者的认识不同,思想不同,对文字的感觉又不同。推而广之,其实这个世界上,相同没有价值,不同,有价值。不是相同推着世界往前走,是不同推着这个世界往前走。 

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不是潘金莲

(作者:特约记者:李紫鹏)
标签:刘震云,作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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